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川普再度獲勝。其中重要的助力，是傳統支持民主黨的藍領勞工轉向，帶來搖擺州的全面翻盤，而重演了2016年的大勝局面。
由於在二戰後，組織性勞工是民主黨的重要基盤之一，川普的兩度當選再度引發各界對歐美階級政治翻轉的關注。加上近20多年傳統上支持共和黨的郊區中產階級，如今轉向民主黨，一加一減的結果，相當程度改變了美國的政治景觀，某程度上也終結了戰後以「經濟階級」為主要政治對立軸之一的型態。
由於川普特殊的政治風格與人格特質，使得這個政黨支持基礎重組的現象常被與他個人的崛起畫上等號。不過事實上，美國政治重組的過程已歷經長期發展。2004年政治評論家Thomas Frank就已出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一書，以他家鄉堪薩斯州為例，指出藍領轉向保守派的政治趨勢，距今已20年。與其說川普造成藍領翻轉，更精確地說，是在美國特殊的選舉人團制度下，藍領這個趨勢在川普登場的時刻，成為改變政治版圖的力量。
筆者認為，這個階級政治翻轉的現象，在美國最鮮明的，無疑是兩個維吉尼亞政治版圖戲劇性的轉變──維吉尼亞（Virginia）從深紅州成為搖擺州、再成為穩定的藍州；西維吉尼亞（West Virginia）則是從全美最藍的州之一轉變成為最紅的州。透過兩個維吉尼亞政治的劇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結構性力量對這個趨勢的影響。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兩個維吉尼亞的政治翻轉
對台灣讀者而言，位於阿帕拉契山脈的西維吉尼亞州不是一個知名地方，唯一有印象的可能是John Denver在〈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這首名曲中，將西維吉尼亞州當成美國鄉村的象徵。不過現實中，西維吉尼亞州並不是單純的農村，主要產業是以煤礦為主。
西維吉尼亞州和維吉尼亞州的分離，起因於南北戰爭。相對於蓄奴的維吉尼亞州其他地區，西維吉尼亞州各郡的產業是以煤礦為主，並不仰賴奴隸，反而與北方工業州互動更為密切，因而也反對脫離聯邦，而宣布從維吉尼亞州分離出來。
在煤礦工業影響下，從戰後到2000年之間的西維吉尼亞州是美國少數工會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也因此西維吉尼亞州一直是民主黨相對強韌的根據地。從1968年到1988年的7次總統選舉，共和黨獲勝6次，但在西維吉尼亞州，民主黨贏了5次。最近甫過世的前總統卡特在1980年大幅度敗給雷根、連任失利時，西維吉尼亞州也是少數仍支持卡特的深藍州。
整體而言，在1990年代之前，西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支持度向來比全國高約5%～10%。甚至到2010年左右，民主黨幾乎都包辦州長、參議員與眾議員等主要民選公職。
在此同時，2008年之前，維吉尼亞州則是典型的南方政治，最核心的議題就是種族課題。二戰前南方民主黨是以支持種族隔離作為權力基礎，戰後兩黨立場則出現逆轉。在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下，民主黨與民權運動結盟、推動民權法案，從此黑人成為民主黨核心的支持基礎。相對地共和黨則採取「南方策略」，支持保守派白人，讓南方各州成為共和黨的天下。
維吉尼亞州的傳統政治也是典型以種族為界線的南方政治。除了黑人與大學城支持民主黨外，其他包括鄉村白人與都會郊區的中產階級都是大幅度傾向共和黨。
1992年之前，西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得票穩定高於全國平均5%以上。但從1990年代開始，卻急速下降而明顯「紅化」。2000年的選舉，高爾意外在西維吉尼亞州敗給小布希，自此之後西維吉尼亞快速轉紅，民主黨得票幾乎是雪崩式下跌，到了2024年的選舉，共和黨輕鬆贏得70%的選票，而成為全美最深紅的州，民主黨僅剩28%。可以說，西維吉尼亞州是全美政治版圖變動最劇烈的州之一。
在此同時，原先深紅的維吉尼亞州則是開始「藍化」。1968～2004年間的10次總統大選，這裡均是由共和黨輕鬆獲勝，但2008年這裡成為兩黨競爭的「搖擺州」後，民主黨拿下44年來首次勝利，近幾次選舉更已經擺脫搖擺州地位，而成為穩定支持民主黨的藍州。
這個變化的最大動力，來自屬於大華盛頓都會區的北維吉尼亞的變化。以北維吉尼亞人口最多、達到百萬的費爾法克斯（Fairfox）郡而言，在2000年之前，這裡與維吉尼亞其他區域相似，得票偏向共和黨。但從2004年大選、民主黨選票首次超過共和黨之後，民主黨勢力就急速增長。近年民主黨可以輕鬆拿到6成5～7成選票，可以說是促成維吉尼亞「藍化」的重要推力。
換言之，西維吉尼亞州與北維吉尼亞政治上戲劇性的逆轉，反映了美國政治結構的關鍵變化。
兩個維吉尼亞，兩個世界
此次川普挑選的副總統范斯（J.D.Vance），在2016年川普第一次當選後出版了自傳性著作《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而聲名大噪，也因此踏入政壇、邁向高峰。儘管范斯出身西維吉尼亞北邊的俄亥俄州，但他的家鄉與西維吉尼亞州同屬全美最貧困地帶之一的阿帕拉契山區，書中講述的地區困境與社會景觀，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來理解西維吉尼亞的狀況。
在煤礦業長期衰退、又無其他產業可以填補下，西維吉尼亞州就各項指標而言，都是全美倒數。以人口來說，西維吉尼亞州人口在1950年達到高峰的200萬後就停止成長、甚至衰退，目前僅剩177萬人。考量到這段期間全美人口增加一倍以上，這個減少相當令人詫異。這裡的個人所得中位數約3萬美元，家戶所得中位數為5萬美元，為全美最低，貧窮率達到16.7%，等於每6個人就有1人位於貧窮線以下。
西維吉尼亞也是全美健康狀況最糟的州，包括肥胖與糖尿病都相當嚴重。近年最嚴重的課題則是鴉片藥物危機，因藥物吸食過量致死的比例是全美平均的3倍，從2013年的每10萬人中有32人，暴增到2020年每10萬人中有80人以上。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Stewart Deaton）以「絕望死」（death of despair）來描述美國鄉間因藥物濫用、肥胖等問題所造成預期壽命下降的現象，西維吉尼亞州可說是這個絕望死趨勢的中心地區。
相對的，相隔不到幾百公里的北維吉尼亞地區，則呈現完全相反的景觀。在華盛頓特區都會區的快速發展下，北維吉尼亞成為全美最富裕的地方之一，在全國最富有的10個郡中包辦3個，其中包括前面所提及的費爾法克斯郡。光是這一郡的人口就從1970年代約45萬人一路增加到目前的114萬，整個北維吉尼亞地區的人口則超過300萬。這裡的家戶所得中位數高達14萬美元，貧窮率只有6%，各種健康指標都是全美數一數二。
北維吉尼亞的人口組成也相當類似美國以及歐洲的全球化大都會，白人僅約一半，而有大量其他族裔甚至外國出生的人口。整體而言，高教育、高收入人口不斷湧入，造就了繁榮多元的景觀。除了大量承接政府契約的廠商外，也吸引大量新創事業，甚至成為聚集最多創意階級的地區。這個發展不僅與西維尼亞形成強烈對比，也跟維吉尼亞州其他區域脫鉤。
兩個維吉尼亞迥異的景觀，恰恰反映全球化以及歐美國家去工業化後日益兩極化的變化。1990年代在長期選舉失利後，包括美國民主黨、英國工黨乃至德國社民黨都轉向標榜「第三條路」，透過擁抱全球化來改變既有政治困境，當時也明顯看到選舉上的成功。相對於1968～1988年6次總統選舉民主黨僅獲勝一次，面臨4次壓倒性慘敗。從1992到2024年間9次選舉，民主黨有7次普選票超過共和黨，選舉人團票則獲勝5次，可說改變了美國政治的格局。如今所見，可說是這個轉向的長期政治後果。
儘管西維吉尼亞的衰退遠早於此波全球化，但90年代全球化鼓吹者所許諾的美好未來顯然未發生在類似區域，可說是最早對全球化產生幻滅甚至反撲的地區。而繁榮經濟多元文化仍主要集中在大都會，左翼政黨轉向擁抱文化多元主義明顯看到政治上的成果，形成了政治上的重構，翻轉了以往階級政治的圖像。
如果放在歐美整體政治來看，兩個維吉尼亞是更廣趨勢的一部份，包括英國脫歐以及歐陸國家極右派的興起，也都與藍領工人的政治轉向有關。隨著歐美各地政治的改變開始撼動19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秩序，兩個維吉尼亞的落差也應當受到更大的關注。
在此同時，台灣一邊慶賀因AI與半導體發展所帶來的榮景，也應小心面對這些趨勢下的輸家。畢竟相對於歐美國家，台灣沒有成為兩個世界的本錢。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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