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電影注定要在戲院裡觀賞，才能進入主角的視野，感受天空的蒼茫與無窮、大地的磅礡與廣闊，《浪跡天地》（Nomadland）就是這樣一部電影。
《浪跡天地》是香港上映的片名，台灣的書和電影都翻譯為《游牧人生》。其實「牧」的本意是放飼牲畜，但故事裡主角們雖然在各州各點不同季節從事多項零工，卻一項也與牲畜無關，因此「游牧」未必是精準的描述。並且，人類歷史中游牧者無一定住所，但擁有牛、馬、羊等所飼養的牲畜來謀生並創造收益。然而故事中主角的處境除了裝滿家當的車，並沒有其他可創造收益的實物資產。他們所擁有的一切，就是可以用來打零工的自身勞動力而已。也因此，翻譯為「游牧人生」意境雖美，但不免略有美化書中人物處境的味道。
閱讀布魯德（Jessica Bruder）的原著，就如獨立評論書摘〈游牧人生：在頑強求生的美國，是否真的上路就有希望？〉標題的疑問，我們看著這群「以車為家」的銀髮打工客，感受美國地下經濟年長散工的生活，心情可謂無比沉重。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美國的超寬鬆、非常規貨幣政策讓股市、房市一片榮景，然而製造業萎縮讓「露營車打工族」人數正不斷增加。他們身陷一個又一個低薪、高工時與高風險的季節性工作，從北達科他州的甜菜田到德州亞馬遜包裝倉庫，一個成本低廉、多數由來來去去的老人所組成的散工市場正蔚然成形。在政商高層自豪經濟迭創紀錄的美國，這個擴大中的人群隱約透露著美國經濟體的腹黑面，暗示不安定的未來可能正在前方等候我們。
看似奔向自由的身影，其實毫無選擇
然而觀賞甫獲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與最佳女主角的同名電影，卻又是一番不同的感受。藉著暮年喪夫的虛構角色芬恩（Fern）以車為家的生活，觀眾看到土地的廣闊、友誼的可貴，頗能忘卻眼前的苟且，記住生活還有詩與遠方。就像導演趙婷在領取最佳導演獎時引用《三字經》的「人之初，性本善」，電影通過感性的畫面，平凡的對話，讓我們感受人性互助的溫暖，浪跡天地的自由。
但電影裡的恬淡、自由，卻被《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影評人John Anderson批評。他在〈《浪跡天地》是美國資本主義晚期的描繪〉（Golden Globe winner ‘Nomadland’ is a portrait of late-stage capitalism in America）文章中說：「我不喜歡電影中隱含芬恩獲得了自由，但真相是她別無選擇。」（What I didn’t like about “Nomadland” was its implication that what Fern has attained is freedom, when what she really has is zero options.）他更挖苦，《浪跡天地》是能得獎但沒有人會再看的電影。
誠然，電影重於描繪冒險與浪漫的路上人生故事，對造成大批「以車為家」人群的經濟背景卻少著墨。芬恩和丈夫為美國石膏公司工作了大半輩子，公司卻在金融海嘯後的2011年結束營業，從此喪夫的芬恩不但工作沒著落，連原來小鎮（內華達州帝國鎮）也形同滅村，郵遞區號89405也不再使用。芬恩還能開車行走天涯，但其他成百上千的員工呢？美國政府與企業所建構的退休制度呢？雙薪工作大半生，何以卻無法頤養天年，連安詳的退休生活也不可得？還要過著「天空為被，大地為床」的日子？
《浪跡天地》原著作者布魯德在一篇〈退休的終結：為什麼你不能停止工作〉文章中揭露更多殘酷的真相。美國許多小鎮就只有一間大企業，一旦公司倒閉或搬走，成百上千的員工居民便要離開，也失去公司的宿舍、醫療福利，被迫當遊民，打散工，讓亞馬遜一類大企業「剝削」。當過兼任教師的芬恩也許還能浪漫行走天涯，其他學歷、財力不如她的基層老人，境況之淒酸，可想而知。
文章引述「美國退休人士協會」調查數據，發現有770萬65歲或以上的美國人仍要打工，只有17%長者認為自己可以安享晚年。積蓄不足的退休長者每月可得到500美元左右的社會安全退休金，但可能連付每月房租都不夠，還是要打工賺生活費。她在亞馬遜的採訪發現，公司付每小時10至15美元的工資聘請老人，但他們每天的工作長達10小時。而「以車為家」的長者車輛停泊之地，往往距離亞馬遜的物流中心數公里之遙。他們每天來回上班，長途跋涉並非不常見。
衝破困境藩籬的《絕望者之歌》
有能力行走天涯的人逐水草而居，在各州尋找打散工的機會。而更多的人恐怕流落大都市，成了露宿者。因為疫情關係，今年奧斯卡移師洛杉磯市中心的聯合車站（Union Station）舉行，美國媒體Fox新聞就報導，為避免妨礙觀瞻，典禮前洛杉磯政府先驅趕了附近的露宿者。年初美國ABC電台曾報導，整個洛杉磯郡大約有15,000名街友，而未來4年內這個數字預估將會倍增。五光十色的頒獎盛會，建立在驅趕街友的基礎上，不免令典禮蒙上陰影。
一樣是描述社會邊緣群體的痛苦與煎熬，如果說《浪跡天地》撫慰了人心，那麼《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可謂是激勵了人心。遺憾的是，一樣是產業外移，城鎮沒落的情節，《絕望者之歌》故事衝突性、真實性更強，而且經由奮鬥逃離貧窮的啟示更有社會價值，然而《絕望者之歌》只獲本屆奧斯卡兩項提名，但並未獲任何獎項。
如獨立評論〈絕望者之歌：為什麼我們這些窮人的生活，總是一團糟？〉書摘文章，作者凡斯（J. D. Vance）以自傳體反思自己家鄉的困境，有結構的因素，也不乏個體原因。他看遍許多中小學同學失敗、抑鬱、甚至自殺或濫藥而死，而自己也幾乎淪入失業、家暴、酗酒、毒品的家族惡性循環。在因緣際會進入耶魯法學院後，他反思自己的成長生涯，家鄉的悲劇，以及自己重生的艱辛歷程，在書中提出跟他一樣背景的孩子擺脫不幸經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掙脫命運枷鎖的建議。這個黑馬竄起的自傳電影故事，應該對廣大同樣處境的人更有共鳴與教育意義，可惜奧斯卡選擇了崇尚個體自由的溫馨小品，而讓直面衝突、浴火重生的故事成了遺珠之憾。
奧斯卡頒獎典禮幾家歡喜幾家愁。然而不管得獎與否，愈來愈多優秀電影將鏡頭帶向這個鐵鏽地帶（Rust Belt）的人群，自然有助於在政治上形成恰當的公共辯論，對總體經濟與扭曲的資源配置健行調整。
芬恩的樂觀，也許是導演想像中的善良與美好模樣；但凡斯的破繭而出，卻是如假包換的真實向上流動故事。美國電影也許不強調「文以載道」，但他們對小人物的關注，也許正在悄悄改變經濟社會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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