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極端氣候在全球許多地區釀成大型災害，使得科學界提出已久的氣候變遷威脅，不再是遠在國際會議及電視畫面上的空中樓閣。不僅民眾在暴雨、乾旱、高溫、暴風雪等巨型氣候災害下遭受生命財產損失，小商家、工廠甚至大型基礎建設提供商、金融機構都因為急遽爆發的災害，遭受巨大的損失甚至破產。
以加州最大電力公司PG&E為例，2019年加州野火肆虐，PG&E的設施遭受極大的損失，而必須申請破產保護。也就是說，氣候變遷風險已經到了動輒動搖企業生存及經濟穩定的地步。
氣候變遷風險迫在眉睫，台灣如何應對全球碳關稅趨勢？
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已經拿出許多積極的轉型方案。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屆締約國大會（UNFCCC COP21）簽署了巴黎協定，各國同意未來共同努力將全球氣溫的上升幅度，控制在工業化前的2°C之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也提出報告，全球在2050年有必要達成淨零碳排，透過積極的降低碳排甚至脫碳，減緩氣候變遷的程度。歐盟甚至宣布在今年開始試行「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對高耗能產品出口至歐盟課以碳關稅，而美國也在研擬類似的機制。由於台灣作為外向型經濟，如果沒有及早因應各國碳關稅趨勢，對經濟及企業經營勢必產生極大衝擊。
所以面對氣候變遷，台灣企業將會有兩個主要的風險，一個是極端氣候造成的實體風險，一個是進行淨零減碳管制造成的轉型風險。如何預測這兩種風險對於民眾、社區、個別企業乃至於總體經濟的影響，已經是極為急迫的事情，政府需要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對可能受到衝擊的部門提出因應政策，金融業則需要評估資金貸放是否要迴避高氣候變遷風險企業。全世界各國政府都在積極整備基礎資料並且開發評估模型，以提早因應未來的氣候變遷風險，台灣在這個領域有領先的部分，但也有急需改進的部分。
徒有政策沒有數據，各界難以評估氣候變遷風險
首先在實體風險部分，由於國際上提供的氣候變遷風險尺度過大，例如IPCC提供的全球氣候模式（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GCM）對不同情境提供250公里x250公里的網格資料，但台灣南北長度才394公里，過大的網格無法呈現氣候變遷對台灣各地不同的衝擊。所以國科會從2010年開始推動「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陸續完成高溫、淹水、海平面上升等歷史及推估的5公里Ｘ5公里網格資料。精細化後的氣候變遷風險數據，可以使居民、社區、各種機構更方便獲取未來不同減碳情境下，各種氣候變遷災害的可能機率。
而在轉型風險的部分，由於牽涉到許多機敏資料，至今仍難以整合。以評估企業可能受到的減碳及碳關稅衝擊為例，需要企業的營收、成本、開支、利潤等營運資料；同時也需要企業的用電、用水資料，以開發氣候變遷轉型風險模型。目前各個國際組織都在建構轉型風險評估模型，這些尚未完成的模型，是使用國外情境的變數，台灣勢必要發展自己的模型。但目前台灣企業營運資料僅有上市櫃公司完整釋出，而用水、用電資料則一直被主責機關認定為機敏資料而難以取得，使得台灣的企業級轉型風險難以評估。
此外，TCCIP的實體風險數據，因為擔憂民間過度解讀或錯誤解讀，近來也停止釋出部分風險資料。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氣候變遷風險推估多為機率值，並且時間跨度長，數據呈現的數值，並非一地或一家公司一定會發生某個災害的機率，而是透過數據讓利害關係人擬定調適作為。如同中央氣象局釋出的降雨機率，即使數字再高，最後都不保證一定會下雨，但民眾可以將降雨機率視為判斷是否要帶雨具的參考。另外，降雨機率時間跨度這麼短都會有誤差，更何況是時間跨度高達數十年的氣候變遷風險。如果對於氣候變遷數據進行錯誤或誇大的解讀，例如淹水、海平面上升的數據，是否會造成恐慌效應，讓政府反而施作錯誤的基礎建設、衝擊房價，或因保險費暴漲而增加民眾負擔？
總之，台灣政府提出淨零碳排政策，並在今年初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都確定將持續推動碳盤查、綠色金融、資料庫等政策，但要有效推動這些政策的基礎資料，卻以種種理由而不釋出，除了出於台灣政府機關的保守性格之外，台灣社會的確也需要推動資料識讀，讓政府及民間都能正確解讀氣候變遷風險數據。如果最後徒有政策，卻讓業者、學界、民間組織難以進一步評估氣候變遷相關風險，恐怕將難以達到原本政策宣示的目標。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專長為政治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綠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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