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大阪關西萬國博覽會已進入開幕倒數，預計場內將迎來3,200萬參觀者。而日本今年的國際旅客更可能衝上4,000萬，集體打卡、交通擁擠等現象隨處可見。對比疫情中的安靜時光，現今大量湧進的旅客顯得更令人不安。
日前曾旅居日本十多年的彭博專欄作者，Gearoid Reidy發表文章〈日本有「1,000億美元」的理由，歡迎更多遊客〉，獲得多間國際媒體轉載。文中指出，儘管日本人對「過度旅遊」一事感到不滿，但在日本人口減少和勞動力老化下，旅遊業卻成為重要的經濟動力。2024年，日本旅遊業的收益高達500多億美元，政府期待在2030年衝上1,000億，甚至希望每年能有6,000萬人次的外國遊客。
文中也提及，假若沒有國際旅客的支持，日本國內許多滑雪場所、交通設施恐怕無法照常營運。然而問題在於，國際遊客幾乎全都集中在東京、大阪、京都，而且旅遊收益分配不均。雖然日本陸續調整稅收如京都的住宿稅，但日圓匯率持續低下，價格些微上漲未必會讓旅客減少。文章的結論則是：要確保旅遊業能夠促進整體經濟發展，但又不會對當地基礎設施造成巨大負擔，日本的政策仍待積極調整。
在需要旅遊與擔心過度旅遊之間，日本這起個案讓我想到跟旅遊有關的兩大迷思。
由外來者一同拼湊的都市故事
第一個迷思是：許多人認為，城市只屬於那些居住在此地的人。考古人類學家莫妮卡．斯密（Monica Smith）於《城市、演化、人》一書中，從考古學的角度認為，城市經常是由移民和來來往往的貿易構成的。流動是城市的一個基本格局，城市永遠在演化，而外來者便是形塑城市的一個重要角色。
羽田正的《從海洋看歷史：東亞海域交流300年》則從宏觀的人、物品和資訊角度出發，以東海和黃海作為舞台，提出東亞海域交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華人開拓海疆的13世紀中至14世紀中、亞歐勢力相互爭奪的16世紀、各個勢力分棲共存的18世紀。這反映在過去近800多年間，東亞各區域一直彼此交流，文化習慣也互相交融。長崎出生的汪直從事海上貿易、成為明朝官員；平戶出生的鄭成功，最後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自廣東的客家人羅芳伯去到現今印尼境內的婆羅洲，還曾成立蘭芳共和國……這些交流滿載歷史故事、經濟機會與生活，海洋既是陸地的邊界，也是連結其他島嶼的窗口。
德川幕府和清朝統治者雖然帶來閉關自守、減少了對海洋的依賴，但海洋影響從未正式斷裂。中國的東海與南海有華商與歐商，政治上兩海雖然分離，經濟上則一體互動。後來的歐洲勢力其實是順著華人海商早已佈下的網絡而來，再傳播西方的文化、信仰和科技。在這片海域，文化融合、交流也是常態。換言之，今日東京作為國際都會，而大阪作為瀨戶內海的「天下廚房」，本身就是東亞乃至亞歐交流的成果，而這也包括即將到大阪夢洲參與世界博覽會，來自約150個國家的各國政要、商業參展者、策展人、會議參加者和觀光客。
城市的歷史告訴我們，城市從來都需要外來者。遇上遊客、認識移民，是都會生活必然的一部份。百年前的中國人能在日本響應孫中山的革命、在日本街頭碰到留學生魯迅，遇見明治維新下指導軍工商農改革的御雇外國人。無論是互通有無、訊息、知識，還是層層的外交、軍事、民間交流，當然也包括當代在社交媒體、廉航民宿、中產生活品味驅動下的觀光旅遊。
旅遊不是無煙工業
另一個迷思認為，旅遊業是無煙工業，對環境的危害相對較小。但其實無論船艦、飛機或車輛，旅行移動都消耗大量能源，而與旅遊相關的住宿、飲食、娛樂活動，都帶來各種一次性廢棄物、污水、光害、噪音等污染。根據疫情前的研究，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中，旅遊業就佔了8%。眾人追捧旅遊文化想像的同時，卻忘了背後需要付出的代價。
旅遊業是在地產業，由許多小型公司主導，難以管制，而且作為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的一環，也往往以利益為本，未必有生態或人文的關懷。利用外來人補充消費、交通和勞動力的不足，卻為本地居民帶來不便，也可能進而引來本地人反感，加強社會的排外心態。旅遊業界、觀光客與政府彼此有不同角色，供需關係本就有待平衡，再加上全球觀光景點間的競爭、政府部門的參與主導等等，讓產業更加錯綜複雜。比如泰國過度依賴旅客帶來的收入，讓社會向觀光業傾斜，從而擠壓其他產業。疫情期間旅遊經濟幾乎停頓，也成為國家的一大壓力。
然而，旅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嗎？這一切的責任，是要由觀光客、政府、業界或當地居民扛起？從經濟、哲學、心理、社會角度看都有不同。現代消費社會既有供應與需求存在，又有人內在的期待與興趣實踐，更不可能限制每個人的旅行自由。如何平衡一切才是根本解決之道。日本以及其他被認為是「過度旅遊」的景點，由於缺乏責任和利益界定，帶來重重問題。雖然2004年世界旅遊組織（World Travel Organisation）已鼓吹永續旅遊的發展管理，現實卻仍落後不前，使觀光有時僅僅成了漂綠的幌子。
在增客與拒客之間的反思
我認同彭博的文章，日本國土面積和基礎建設，理應有足夠能力消化大量旅客，但迎接旅客時不該只看到那千億美元，更該看見背後千年來的交流歷史，與未來千年的永續。21世紀的全球化、城市化、科技化和移民浪潮方興未艾，城市免不了變得更混雜、更多元。外來者對於城市有其重要性，問題僅在如何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在閉關鎖國與大開國門之間，官商民之間要達成共識，決定什麼可以開放給旅客、什麼要小心保護禁止參觀，規劃出一套方案來合理分流；更要持續調整，力求環境、社會、經濟永續。
當然，旅遊的責任是屬於雙方的，利益也是。在接受觀光利益的同時，也不能無視過度旅遊帶來的危機。本地居民的通勤、活動自由與居住隱私應該受到保護，客人更應尊重當地風俗禮儀。比如日本就屢屢發生外國觀光客在公眾場合喧譁、做出失禮行為等事件，是身為遊客必須仔細注意的。
平衡兩面利弊，需要政策、企業和社區層層疊疊的協調，一來要為旅客提供便利，二來又不能騷擾本地民眾生活與傳統。哪來這麼輕而易舉的萬全之策呢？但觀光這個大課題，恐怕是日本不能拒絕的挑戰。藉由面對大量旅客的機會，進一步回應本地人口老化、經濟停滯、中產空洞化等問題，發展出可以帶來永續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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