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火曠日持久，然而為世界帶來影響的不只這場大火。過去一年天災頻現，估計至少因此令超過1萬人死亡，損失約3,200億美元，光是去年美洲在9月和10月發生的兩場颶風，就令美國、墨西哥等國損失了至少940億美元。
洛杉磯是美國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名人豪宅卻與遊民帳篷共存，暴力搶掠毒品常態化，官方更要頒下宵禁令來維持治安。可以說，這場天災不旦反映出美國當局制度失靈，更折射出當代世界更深層的社會與經濟危機。
面對愈來愈猛烈的天災，大家固然能理解自然生態的重要性，社會公平亦如是，畢竟天災面前人人平等，也人人有責。除了指責某個政黨或名人，還須集體商議，坐言起行才有改進的可能。也許是時候該問問：除了將天災歸咎於氣候變遷，我們是否忽略了長期累積的在地社會和經濟問題？在災禍過後，該放下怨恨來商討共識，有什麼可以一起行動？
「漸進型憂患」的盲點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系教授戴蒙（Jared Diamond）於《動盪》一書中提出一套理解災難和化危為安的辦法。戴蒙指出，從二戰、冷戰、古巴導彈危機、越戰，差不多每10年美國人就要面對不同的棘手問題。從2010年起的10年，最讓人焦慮的可能是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崛起。而且戴蒙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和經濟力量，並不是沒有崩壞的風險，他歸納出4組問題：政治兩極化、選舉缺乏代表性、不平等與流動性下降、缺乏投資未來。
關於第一點，比起來自中國或墨西哥的威脅，戴蒙卻認為美國本地的政治兩極化更危險，特別是有以下幾個不利於中間派尋求妥協的發展：一來，競選活動募款愈來愈重要，政治活動傾向為贊助人爭取利益，而不是就事論事；二來議會選區為了偏袒同黨利益而一再劃分，變相令中間路線的候選人更易落敗；三來國會議員不再定居華盛頓，而是往返議會與選區工作場所，少了以往政治人物間的日常交流，這些都令妥協變得更加困難；
第二點，美國沒有選民登記冊又有關於非裔人士註冊爭議，結果八成選民皆年收入超過15萬美金，而全國一半人收入低於兩萬元。美國的選舉投票率在經合國家之中敬陪末座，結果是選舉結果集中在小部分人之手，失去了其他聲音，比如洛杉磯2017年的市長選舉中，有8成合格選民皆未投票，讓選舉結果成為一小撮人的選擇；
第三點，美國社會愈來愈不平等。1970年，最富有的1％美國人財富佔國民收入不到1成，現在則已超過25％；
第四點，戴蒙認為美國政府的公共投資不足，無論是教育、醫療、基建或是非軍事研發，都被認為無利可圖，經費減少之下品質落差愈來愈大，甚至可能日漸失去科研優勢。
這四大問題或多或少都解釋了美國官民之間的盲點。加州也曾大幅削減消防開支、對乾旱視而不見、消防栓竟然沒水，都加劇了大火失控的問題。也由於社會不平等，在大火造成混亂的同時有民眾趁火打劫，使天災與人禍同時夾擊當地居民。
缺乏社會資本的當代社會
假若從宏觀角度來看美國社會，可以提供不一樣的解決辦法。美國史丹佛大學的日裔政治學教授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當後工業化的西方社會在家庭、罪案和信任上出現問題，將蠶食社會資本和公民社會。要扭轉此一局面，必先重建秩序與價值。
福山於《跨越斷層》一書中提出，沒有社會資本，便沒有公民社會；沒有公民社會，更沒有自由民主。在西方後工業社會中，個人主義抬頭、訊息科技崛起、社會資本削弱，而社會秩序與家庭價值將被中斷。書中以犯罪率、結婚與離婚率、出生率、信任與價值、公民社會的等數據變化，來量度社會資本的消長。
福山也認為，個人主義日漸壯大、女性角色轉變、社會共同體失落，伴隨著藥物濫用、犯罪和權威失信的問題。比如女性由於避孕藥和墮胎手術普及，性別與家庭角色轉變，有更高的職場參與、與男性收入差距拉近、免於懷孕。這都與生育率下降、離婚單親、非婚生子等議題相關。家庭愈來愈小，凝聚力亦愈小，進一步扭曲家庭的生育和功能、壓抑社會網絡和資本、減低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個人主義的問題在於以破壞規則為創新之本，而且削弱了社會的共同體意識。福山不滿個人在享受集體利益之時，卻無視維持秩序的價值，甚至令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和公民社會也萎縮。
從正視問題、社會關係做起
其實當我看到南加州大火的消息，第一個反應並不是想起美國的兩黨政治紛爭。而是想到了台灣的社會學教授高承恕。我曾聽過高教授對世界經濟局勢的分析，他認為美國今非昔比，經濟與社會都變弱了，非法移民、治安、藥物濫用都出現了問題，而美國的財政、國債與通脹，也是少有人敢觸碰的題目，包括這屆競選總統的兩黨候選人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也該理解天災人禍背後的宏觀社會成因，是如何助長制度失靈、經濟不平等與犯罪率上升，並負責任地集體面對。
戴蒙也說過，人通常會忽視、否認、低估問題，這說明危機會挑戰一個人的身份認同、價值觀與世界觀，反思什麼可以保留、什麼要選擇性改變。國家在動盪之時，更該耐心討論出彈性的新做法。
然而美國最大的缺陷，則是其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想法，造成了改革的障礙，容易諉過於人，而不檢討自己、錯估問題所在。戴蒙認為美國人普遍仍否認國內有健保、教育、移民、監獄、養老等問題，時而自我欺騙，或認為是其他國家造成，對個別問題的理解亦有分歧。這次動盪，說不定是美國化危機為轉機的時刻，從反思問題的根源開始，找尋個人、群體、企業到國家的變革辦法。
福山堅信，人類社會是有糾錯機制的，比如歐洲社會的文藝復興，就扭轉了中世紀的社會問題。用中文的話來說，就是大亂之後有大治。當人類再處身於巨大轉變之中，人們該保護公民社會、自由民主與人與人之間的紐帶，從而重建規範。
期望無論災難發生在什麼國家，人們儘量避免在社媒上針鋒相對，放下成見，從正視深層問題作為起點。以社會集體利益為依歸，注重平等、投資基建、重拾價值與秩序，一步步將社會帶回正軌，避免下一場風暴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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