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我在任教的學校裡，曾擔任過「日劇聽解」課的教師，每學期在課程中我會介紹幾部日本電影，但從學生所交的期末報考中可看出，對許多台灣學生而言印象最為深刻的似乎是由吉田大八執導的《聽說桐島退社了》（2012）這部青春學園電影。
《聽說桐島退社了》以日本一所高中為舞台，描繪各種學生的心理、人際關係。片名中的「桐島」是個擔任排球社社長的明星學生，競技表現優異，校中聲望甚高，與美麗的女同學交往，受到眾人的憧憬羨慕。然而有一天桐島忽然銷聲匿跡，沒人知道他的行蹤，校中蔓延一個傳言：「聽說桐島要退社了！」不少學生因此心理動搖，不知所措。校園秩序陷入混亂時，只有總是遭輕視和嘲笑的電影社社員們，就如什麼也沒發生般地熱衷於拍攝殭屍片，並且試著以某種方法對輕視欺辱他們的同學們「報仇」。
電影評論家町山智浩表示，劇中的「桐島」就是象徵著青春本身的理想人物，如同基督教社會中的上帝般引導同學們度過校園生活。許多學生在以「桐島」為頂峰的校園階級中尋找自己的位子和存在意義，因此一旦「祂」不在，他們就不知所措，迷失自身。另一方面，電影社社員們由於處於校園秩序中的邊緣，反而沒受到「上帝之死」的影響。
我贊同此看法。然而在這部電影中，最能吸引台灣日文系同學們的因素，似乎是校園階級的台日差別。
劇中位於校園階級高層的同學們擅長運動、帥氣可愛、開朗隨和，但電影社社員們則欠缺這些條件，因此遭到輕視。另一方面，這部電影則絲毫不提及同學們的學業成績。按照我自身的青春經驗，這樣的描述也相當逼真。在日本，國高中的男學生圈中，能站在高層階級的最重要條件是運動神經，其次是社交能力。至於學業成績，雖然大家心中當然非常關心、無法說完全不影響到校園階級，但即使得高分，如果體育表現不佳、個性不開朗隨和的話，還是無法爬到高層。如果是露骨地只關心成績的人，反而還容易引起反感、輕蔑。
相對之下，不少台灣學生向我解釋，台灣也有校園階級，但在這之中，運動幾乎不重要，考試成績優異的學生才能得到聲望和地位，老師也重視他們。
反感考試至上，日本更重視文武雙全
上一次在〈頂大菁英的空殼：從日本學歷主義思考台日社會〉一文中，我曾解釋過日本的學歷主義，程度與台灣相比並不遜色。但許多日本民眾對於學歷的情緒中，相當部分其實是「愛恨交織」的，一面崇拜，一面懷有反感、輕蔑、憎恨。
我並不認為台灣沒有對於學歷主義、考試優等生的反感，這種情緒也許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但與台灣相比，日本民眾的反學歷情緒確實更深，甚至影響到日本文化和社會結構本身。我上次在此介紹近現代日本幾位知識分子對於學歷主義的批判論述，事實上他們的思想並非與這樣的社會環境無關。
例如，讀者們也許會想起，許多日本少年漫畫中，主角的學校考試成績很慘，也不太擅長以大腦思考，但天生就擁有某種運動或戰鬥的天分，用熱血直率的個性吸引夥伴。有些主角的則擁有非常犀利的頭腦，冷靜地分析四周狀況和敵人要害，但這樣的能力並非在學校讀書的過程中得到的，他們往往是在學校裡經常造成麻煩、且對讀書沒興趣的不良少年。
這種漫畫的背後，隱含著「在學校課程裡所能學的知識，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中不一定有用，學校成績並非全面反映出真正的才幹、能力，最重要的是個性、社交能力以及『地頭』（じあたま：考試成績無法全面反映的智力、聰明）」這樣的想法。在日本社會中，這種思想到處滲透，許多國中、高中非常重視「部活」（社團活動）的理由也在於此。校方和家長們擔憂孩子們被眾人視為「死板優等生」，且認為為了培養健全人格、社交能力，運動和社團活動是不可欠缺的。
事實上，我畢業的公立高中是在靜岡縣伊豆地方成績最佳的名校，校訓就是「文武兩道」，亦即讀書、運動都要重視。當時我的考試成績還好，但由於運動神經和體能差勁，被迫處於校園秩序中的邊緣地帶，經常感到委屈。現在我有時羨慕台灣的班級秩序，但假如我幼時真的在台灣考試成績至上的環境裡讀書，必定會更加難受吧！我也認為，學校教育不應該只重視考試，而必須注重其他事情。不過，日本的學校確實也有許多問題，如校園社團活動往往有過度的集體主義、勝利至上主義、霸凌、體罰，也是教師勞動環境惡化的原因，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革。
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日本社會中對於考試至上主義的反感，往往變成過度輕視學問本身的態度。
企業看重高學歷，卻普遍輕視在校所學
許多日本企業尋找人才時，往往對於「大學生在大學裡學了什麼」毫不興趣。讀者們也許會覺得莫名其妙。若那樣的話，為何日本人要為得到學歷拚命努力呢？答案其實很簡單：許多企業人認為，從學校教科書中能學會的知識沒有很大的意義，但大學入學考試一定程度上仍能測驗一個人的「地頭」程度。並且，能考上一流大學的學生，很可能擁有為特定的目標付出努力且控制自己的力量。
因此，他們雖然重視學生「考上了哪個大學」，卻對於大學的課程成績、畢業論文內容不感興趣，對於大學生最要求的反而是溝通能力和協調性，面試時經常詢問他們的社團、打工、義工經驗。
由於輕視大學的課程內容，許多企業要求在學學生平日白天參加說明會、研習、面試，學生從大三開始就不得已提早進行「就職活動」，到了大四幾乎無法正常上課。不少大學老師對此進行抗議，呼籲要尊重學生的求學權，但目前為止都並未改善。
不僅如此，日本年輕人博士班畢業後陷入非常嚴重的困境。現在台灣的「流浪博士」問題也相當嚴重，但日本的博士要面對獨特的問題，亦即許多企業人認為：博士班畢業生年紀不輕，擁有自己的想法，態度驕傲又不聽話，學院學問也不務實，在實際社會中，他們的理論沒什麼用。可以說在日本，企業所尊重的「高學歷」僅僅是考上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一橋大學等大學部的「實績」，但研究所（特別是文科）的學問則沒什麼意義，因為他們所需求的就是協調性，沒有多餘理論、思想、堅持的「地頭」，因此不太願意任用博士。
在世界盛行的「反智主義」
說到這裡，有些讀者們也許想起「反智」一詞吧。「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是美國歷史學者理查・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1963年在《美國的反智傳統》一書中所提出的概念。1950年代冷戰下麥卡錫煽動民粹主義，在「紅色恐慌」下攻擊知識分子，霍夫士達特認為此社會事件背後，就有美國的「反智」傳統。
他表示，貫穿「反智」所蘊含的各種態度與觀念的，是「對智性生活及其代表者所存有的怨懟與懷疑，並且亟力貶低這種生活的價值」。這並非美國特有而是世界各國普遍都有的態度，且在美國也未占主流、支配性價值的地位，然而這種對於知識分子和智性生活的「愛恨交織」，卻在社會中根深柢固地留存下來。
霍夫士達特指出，美國歷史社會中培養出反智傳統的因素之一，是基督教福音教派與原始主義。許多中下層階級信徒強調內在宗教體驗的重要性，反對形式主義和有學養的信仰活動。此外，基於平等主義的美國式民主政治，也使得民眾十分容易對知識分子和專家的特權身分和領導懷有反感，並且由於沒有貴族，在美國企業精神就是最佳的世界觀，學問、教育也以務實、職涯技能為尊。在此種環境之下，智識更容易遭到輕視、反感。
進入了21世紀，特別是於美國總統大選川普獲勝後，這本書和反智主義概念在各國重新受關注，2018年台灣出了中文翻譯版，日本則是2008年出版日語版。而2010年代後，媒體上許多人提到反智主義（「反知性主義」）一詞，不少學者、作家、記者等也撰寫強調此詞的評論與書籍等。因為許多人認為，日本國內也有反智的社會文化脈絡，近來其影響特別顯著。
不良少年價值觀甚至滲透日本政界
近年來在日本探討反智主義的各種論述中，最受關注的應該是精神科醫師兼評論家齋藤環的「ヤンキー文化論」。「ヤンキー」就是日本漫畫中經常可見的不良青少年，從前日本各地有這樣的年輕人，流行把頭髮弄成「力怎頭」、染金髮等，身穿變形學生服、作業服、特攻服等，且組織暴走族、愚連隊進行打架、恐嚇、飆車等行為。現在乍看之下這種青少年少見了，但齋藤環指出，如今ヤンキー的思考法、價值觀、社交方式擴散到日本社會的各個角落裡，連政界也不例外。
在《假如世界是禮拜六晚上的夢》（2012）、《進行ヤンキー化的日本》（2014）等著作中，斎藤環解釋ヤンキー文化的特色如下：喜愛如變形學生服、特攻服般通俗且誇張的美感；重視能夠臨機應變地讀空氣且能保持人際關係的社交能力和「地頭」；認為只要有氣勢和鬥志就能船到橋頭自然直；政治方面保守，肯定周圍的現實，不願意積極改革社會結構；不相信抽象理念，而重視現實慾望、實利及具體行動力，且強調家庭、夥伴、本地社會等的「羈絆」；傾向於集體主義，個人意識稀薄；喜愛如詩歌般美麗卻欠缺智識、邏輯的語言，如夢想、愛情、熱情、信賴、認真、真心、家庭、夥伴、覺悟、直率、現實等。
整體而言，反智傾向籠罩他們的文化圈，與智識、理論、分析、理念相比，更重視情緒、現場、行動、人際關係。事實上，日本的地方社會中，即使不曾加入過暴走族，許多民眾也擁有這樣的思維、倫理、審美意識。他們對於當地的社會、經濟的貢獻極大。大眾文化也受其影響，即使沒有直接以不良高中生為題材，在許多漫畫、電視節目等中也可看到類似的價值觀。
該留意的是，並非所有的ヤンキー都沒有學歷和學問。部分人以「気合と根性」（氣勢和鬥志）考上大學，成為教師、律師，甚至當上議員，運用社交能力和「地頭」在社會上活躍。而更重要的是，既然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裡充滿著ヤンキー的價值觀，國政政黨本身很可能也受其影響。2012年齋藤環在《朝日新聞》的訪談中就表示：保守主義本來就基於智識，但現在自民黨政權似乎積極放棄智識，如ヤンキー般不重視理論和審議。而第二屆安倍晉三內閣的特色，與其說是「右傾化」，不如說是「ヤンキー化」。此發言引起了相當大的迴響。
齋藤環解釋：自民黨在修憲草案中否定自然人權論，表示要完成義務才能得到人權，且只有在沒有搞亂秩序的範圍內才被允許得到自由。這樣的想法與ヤンキー集團的成規沒兩樣。自民黨呼籲「恢復經濟、鄉土」，但此口號沒有具體根據，只對民眾要求「自立」，就如「只要有氣勢就船到橋頭自然直」的ヤンキー一般。安倍經常強調傳統，但這是充滿幻想的虛構，與ヤンキー集團中的傳統相似。ヤンキー只關心「現在」、「這裡」，不太擅長以歷史規模思考，自民黨似乎也不願意從長期視野思考核能問題。
日本政界輕視專家學者的風氣
我無法判斷在自民黨中ヤンキー文化的影響程度為何，並且認為將安倍政權的負面特色都歸咎到ヤンキー身上的說法，對ヤンキー是失禮的。但現在在日本政界中確實可看到輕視智識、文化素養的傾向。教育社會學者竹內洋在《大眾的幻像》（2014）一書中表示：從前許多保守派政治人物擁有大量藏書，尊敬學問、文化素養的權威，尤其為對抗左派知識分子，學習陽明學等東方思想，就任典禮時以中國古典中的詞彙發表心境。但進入21世紀，森喜朗、小泉純一郎首相幾乎欠缺這種文化素養，甚至於麻生太郎首相連國中水平的漢字讀音都念錯，且公開表示自己是漫畫迷，以嘗試吸引年輕人的支持。在當代大眾社會中，政治人物已不再重視與學者交際，而更喜愛與體現大眾人氣的藝人、運動選手等進行交流。
而在安倍、菅、岸田政權中，積極厭惡學術界、專家的態度相當露骨。2015年安倍政權在國會強行通過《安保關聯法》，但當時許多專家指出，此法案違反憲法的嫌疑極大。對此，自民黨高村正彥副總裁表示：「憲法學者太拘泥憲法的字面」、「聽從學者的意見就能維持和平嗎？非常令人懷疑」。
《安保關連法》的內容簡而言之是擴大自衛隊的行動範圍，部分台灣讀者們也許歡迎它。但不論是否贊成此政策，在此我們須留意的是，關於憲法和立憲主義，安倍內閣的成員經常有露骨的反智發言。例如礒崎陽輔總理補佐官就曾說：「有時對於自民黨修憲草案有『沒理解立憲主義』這種莫名其妙的批判。維基百科也有此一詞，但學生時代在憲法課中我從來沒聽過。這是自古以來存在的學說嗎？」；安倍本人也公開表示：「憲法約束國家這種想法是絕對王政時代的，不適合現代政治」。
不用說，這些發言都是荒謬的。就政治學的常識而言，在絕對王政下無法控制國家權力，所以民主國家制定憲法，以保護人民人權。安倍發表如此「獨創」的意見之原因，似乎是因為他欠缺政治史的基本知識，但礒崎陽輔就是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的菁英分子，不可能沒聽過立憲主義一詞，他顯然刻意迎合政權的反智傾向。
而2020年在菅義偉政權下爆發的「日本學術會議問題」，也令人想起19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的反智事件。日本學術會議是1949年設立、由代表學術界的學者們構成的團體，以與政府獨立且對等的立場負責振興學術的各種職務。此組織雖然形式上屬於內閣總理大臣的管轄，但其人事權在於組織本身，歷代首相都尊重該會議所推薦的會員名單。不過，2020年菅義偉首相卻拒絕任命會議所推薦的6位學者為會員，並且不願說明理由。
日本學術會議一直以來反對日本學界參加軍事研究，且這6位被拒絕的學者，剛好都曾反對《安保關連法》，所以許多人認為政府是因此施壓。大學、學會等學術團體陸續進行抗議，呼籲政治權力不該侵犯學術獨立，海外媒體也對此提出批判。然而，菅政權始終拒絕撤回此方針，甚至強調日本學術會議就是封閉的「既得權益團體」，也計畫在日本學術會議上加以「改革」。右派媒體、言論人對此幫腔助勢，網路上也充斥著針對日本學術會議和學術界的攻擊言論。如今岸田文雄政權下，政府和日本學術會議的對立問題仍未解決。
台灣需要良性的反智主義
看到日本的這些政治、社會問題，在台灣我們該思考什麼呢？
乍看之下，與日本相比，目前台灣社會中似乎沒有那麼嚴重的輕視學術、學問的風氣。新冠病毒疫情開始後，美國等國家蔓延著輕視專家意見的言論，使得疫情變得更加嚴重。日本政府的疫情政策也始終依靠厚生省醫療技官，而未重用感染症專家，欠缺基於科學的一貫性，背後顯然有輕視專家的政界風氣。台灣的疫情政策並非沒有問題，也無法說非科學言論毫不存在，但與美日兩國比起，看來反智主義對政策的影響沒那麼大。原因除了台灣曾經歷過SARS危機等因素外，應該還有華人社會中根深柢固的，尊敬和崇拜讀書、學問、學歷的風氣。
但是如果說台灣沒有反智問題，我也不以為然。現在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反智主義背後，是現代世界普遍的狀況，亦即在後福特主義、新自由主義之下貧富差別擴大，許多民眾心中懷有怨恨，並且大眾民主主義和社交網站的發展，也促使民眾將負面情緒直接在公共空間表達出來。現在世界各國有不少政治人物、言論人以此為背景煽動民粹主義，且散布仇恨言論和假新聞，台灣無法說沒有類似的情形。而台灣特有的政治社會環境也可能加強此傾向。
日本的右派作家佐藤優表示：反智主義就是「忽略或輕視實證性、客觀性，將世界理解為自己願意的樣貌」。若按照此定義，在台灣的同溫層中流通的政治論述中，不少也可能算是某種反智現象。
此外，台灣崇拜學歷、學問的風氣本身，很可能也有反智因素。霍夫士達特在《美國的反智傳統》中，將「智識」（intellect）定義為「心智能力中的批判、創造及思索的能力」、「幫助我們檢視、沉思、思索、理論化、批判與想像」、「對評估的結果再評估，而企圖了解狀況的整體意義」，並表示這是人類特有的能力。另一方面，為得到特定目標時所需要的則是「聰明」（inteligence），這是不僅人類，其他動物也具有的。也就是說，現在台灣不少教育、學問相關人士所重視的，只為提升生產力且競逐市場利益的專業技術知識，很可能屬於此「聰明」，無法說是「智識」。
《美國的反智傳統》的台灣版譯者．政治學者陳思賢表示，真正的「智識」就是促進公益精神的，若知識分子欠缺此意識且只追求私人情感或利益，他們自己就陷於反智，在此狀況下，人類文明只在市場中延續下去，很難提升。我認為，只將獲高分數視為讀書目標，且只將高學歷作為為得到好工作的手段或政治工具，甚至歧視無法得到好學歷的人們，這種人不僅欠缺公益精神，也根本不了解智識。
台灣社會對於學問、學術界沒有露骨的輕視、反感，這算是一個優點，同時也算是個缺陷。霍夫士達特並非全面否定美國的反智傳統，他認為美國社會中最普遍的反智心態，其實是溫和且良性的。日本的ヤンキー也並非只有負面意義，他們一直以來支撐日本經濟社會文化的基礎，其反智心態經常包含相當正確的批判性智慧。日本漫畫在許多國家受歡迎的理由之一，也許是因為ヤンキー的倫理、行動原理、價值觀中有能夠觸動各國民眾心靈的某種普遍性。若日本的大眾社會中完全沒有懷疑學問、學歷、知識分子的眼神，那麼上次之前我所介紹的鶴見俊輔、安冨步、上野千鶴子等人的批判言論可能也無法產生。沒有健全的反智主義，磨練不出健全的智識。也許，台灣需要的是良性的反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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