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2日，那是學測倒數大約一個月的時間，班上的氣氛十分凝重，因為這是所有高三學生最後衝刺的關鍵時刻，但這天也正是中正大學特殊選才放榜的日子。10點整，18歲的我在歷史課上尖叫大喊：「我選上了！我上中正大學了！」班上好多同學頓時被我的聲音吸引，隨後露出羨慕的眼光，因為我比大家早「解脫」了。
對於高中生而言，學測無疑是人生當中最重要的時刻。路過高三學測生的教室，總會看到被書海淹沒的同學們。加上我就讀的高中書桌比一般學校大上一倍，因此同學總是習慣將要讀的書擺成ㄇ字型，將自己包圍在厚厚的書牆裡，也藉由這樣的方式，提醒自己不可以鬆懈。因此，可以不用考學測就確定有學校念、而且還是「國立」大學的我，受到所有同學的矚目。到了那節下課，已經幾乎整個高三的同學都得知了這個消息（我們只有4個班），我的LINE也不斷跳出其他班級朋友的詢問通知。
我申請的，是中正大學政治系乙組的特殊選才。當時，特殊選才這個管道才剛實施沒有很久，許多學校也會以身份區分組別。在109年的申請方式中，中正大學政治系乙組規定必須要有特殊身份，例如中低收入戶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原住民等，而我則是用「新二代」的身份去報名。從送出備審資料的那瞬間，我就無法再隱藏自己新二代的身分。我的上榜，讓許多人將我的「成功」歸因於我「生對了家庭」，說我有一個可以讓拿出來利用的媽媽。
一開始聽到這種說法，總讓我十分憤怒，因為我認為自己也在申請入學、撰寫備審的過程中下了不少功夫，並且由於我家是跨國婚姻家庭的關係，父母對我做的選擇以及努力其實不了解，也無法提供我升學上的意見。
一句「生對了家庭」，就抹煞我所有的努力
我的爸爸只有高職畢業。年輕時他陸陸續續做過幾份零工，但始終沒有一份長久正職，大多時間都是跟著我爺爺去批發布料維生，直到生下我，才找了份服務業的工作，一路從基層員工做到現在的店長，算是有穩定的生活。而我的媽媽來自中國貴州的農村家庭，國中畢業後就為了維持生計「北漂」到廣州自力更生，來到台灣後因為身份限制以及她對自己學歷的自卑，一直找不到穩定的工作，只能在家當家庭主婦照顧我。
回憶我求學的過程，國小家裡因為經濟壓力，並沒有辦法送我去安親班，那時我總是很早到校，因為我知道我的數學習作需要花很多時間訂正，如果不早點去改、去問老師的話，下課可能就沒辦法跟同學出去玩。有一次我好奇問隔壁同學，為什麼他們的作業都不太需要花時間改？他們告訴我，安親班有答案，早就幫他們對過了！也有同學家裡已經買過類似的練習本讓他們寫，只需要再照答一次就好。
當時10歲的我其實有點難想像他們在說什麼，因為我對於「寫作業」的理解就是媽媽在廚房煮飯，我在客廳邊看卡通邊完成習作，一路寫到爸爸下班回來一起吃晚餐，並不需要外人介入。直到18歲確定有大學念後，我找了一間補習班打工，才理解那時候我的同學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然而，大多數人還是用一句「她就生對家庭了啊」來抹煞我高三那一年的努力。我總是在想，這樣的背景，去就讀南科實中的我跟我的同學們相比，真的是生對家庭了嗎？
害怕自己成為他人眼中「沒有資格的人」
直到我上大學，接觸更多移民、新二代的活動之後，才開始慢慢意識到：當年，是我自己將新二代的標籤貼到身上的。我有時候會想，如果我當年不選擇用新二代的身分去報名特殊選才，現在的我會是什麼樣子呢？我想，如果再重來一次，我還是會選擇使用新二代的身份去報名，因為在那時，這個身份、這個管道就是我的浮木，讓我可以證明自己「不比你們差」──即使我的父母不是台積電工程師，我依然可以考上大家眼中所謂的「好學校」。
但是，我到底需要證明自己到什麼時候呢？大一那年，我花了好多時間在梳理「被標籤」的矛盾感。因為如果只看我的成績，我其實沒辦法上到中字輩的大學。的確是因為我的身份，才讓自已擁有這張特殊選才的「門票」。並且，我也常常會在公共參與的時候自我介紹，提及新二代的身份，希望在場的長官或委員可以對我印象更深刻。這麼說來，我實在無法否認大家對我拿「新二代紅利」的指控。但同時，我也想證明：拿掉這個背景之後，我仍然有資格可以站在這裡。
這樣回應他人的期待與標籤化自己的過程，成為我大一最大的壓力來源。每到期中考與期末考前夕，我總是焦慮到失眠，只因為害怕自己成為他人眼中「沒有資格的人」。
特殊選才制度，如何促成實質平等、教育機會？
「特殊選才」從104學年度開始試辦，各校系針對具有特殊才能、特殊經歷或成就的學生開放名額，只要符合大學的招生條件，可以不必通過學測、指考，就有機會入學就讀。然而，特殊選才所談的「特殊」，在如今的發展下成為兩種情境，一種是領域上的特殊（拔尖），另一種則是經驗上的特殊（扶弱），因此才會區分出不同類型的組別。但即使選擇的是「非一般生」組，大多數學校在實際面試時仍然會評估領域上的成就，並不是純然的「身份對了就好」。
我想我的升學故事，只是台灣的社會在面對族群政策、想要實現實質平等時所面對困難的一個縮影。在這之中，最大的衝突就是族群間因政策福利所造成的「相對剝奪感」──我們常常會認為某些人拿了好處，間接搶走自己原本可以得到的位置或資源，進而產生憤怒、嫉妒的情緒，卻忽略這些人本就處在相對不利的社會位置。這樣的過程，是台灣在邁向真正多元文化國家時必須去面對的。
我們該如何理解每個族群的背景以及政策脈絡？我們的教育又該如何讓莘莘學子們認識各族群之間的關係，並且讓多元文化平等真正落實在大家心中？為什麼有些新二代選擇將自己畫進制度的弱勢，而有些卻不願意？我想，特殊選才的政策在制訂時並不是為了對新二代貼上標籤，只是單純的希望我們可以翻轉階級。但是，在實踐政策的過程，我們可不可以也讓新二代一起成為台灣人呢？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大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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