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媽媽是印尼籍新住民，我是印尼新二代，親身經歷多重文化下的生命故事，讓我可以換位思考，更貼近服務在台生活的新住民家庭。
因母親來自異國他鄉，在成長歷程中，每當別人發覺母親好像有口音、問起她的國籍，她總會說「我是外星人」。小時候我覺得是媽媽愛開玩笑，但長大後卻發現這個玩笑的背後，不外乎是深怕自己印尼人的身分，遭人投來異樣眼光、指點、歧視，以及擔心我因為身份不同而遭同學欺負。因此，「我媽媽是印尼人」這件事對小時候的我而言，如同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直到高中就讀應用英語科，了解國際化及新南向政策，還有異國文化背景的優勢，我才意識到，新二代的身份其實帶給我許多與別人不一樣的經歷。大學選填志願時，有正義感、想要幫助別人一起成長的我，因此選擇了社工系。
無法與父母相伴的痛
在社工系就讀的過程中，我學習助人技巧與移民需求、增進多元觀點，也同時自我檢視，從成長歷程中了解到母親曾經面對的生活有多麼不容易。
印象最深刻的是外婆逝世，媽媽因為遠嫁來台，在那個網路尚不發達的時代，僅能撥打昂貴的國際電話，能夠通話的每分每秒都要很珍惜。我的外祖父母在我大學時過世，遠在台灣的母親來不及趕回去與他們見面。我知道消息時，除了親人逝世的難過，最傷心的還是心疼母親未能見上父母最後一面。
而開始社工工作以來，發現許多新住民也有相同的經驗，因為遠嫁來台，雖掛念自己的家鄉，但考量經濟、無人照顧子女或長輩、忙於工作等原因，能探望家人的機會少之又少，重逢變成既困難又珍貴的事。
因為這樣的成長背景，我知道新住民的各種不容易，投入社會工作後，也發現新住民家庭有時並不是無法獲得幫助，而是因為不清楚規章條款、擔心申請程序繁瑣，錯失許多可運用的社會資源。因此，回到家鄉後，我踏入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盡我所知的提供新住民家庭服務，同時充實自己在新住民領域的實務知能與專業。
新住民也用雙手打拚未來
很多人認為新住民是弱勢族群，但若從另一觀點切入，會發現主要是因為新住民從小學習到的語言、文化與台灣社會的主流文化不同，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挹注與共同努力，打造對他們友善的環境。這幾年台灣逐漸開始重視多元文化，有許多傑出的新住民與新二代嶄露頭角，開始擔任教師、創立協會或擔任相關委員等等。
新住民來台生活，學習中文、交新朋友、慢慢掌握風俗文化、走入台灣社會，就如同大家的成長歷程。不一樣的是，他們多半是成年來台灣後，才開始努力學習這一切。雖然比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晚起步，但透過努力不懈，仍然會發展出自己的一片天。
在我的服務歷程中，我看見許多新住民慢慢長出自己的能力。曾有一位新住民獨自照顧子女，但不忘努力精進自己，從國小夜補校一路念到國中，後來還參加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力計畫，期待成為一名新住民語教師。看見她勤奮的為自己的人生創造里程碑，得心應手的包辦生活事務，我也深深為她感動。
傾聽與探索每個人的生命故事
截至111年5月，在台外籍配偶數達到57萬多，其中女性高達51萬人。新住民女性結婚後，便承擔著家計、照顧，或兩種皆有的身份，初來乍到的新住民女性對於台灣的文化、語言等都需要慢慢適應。一旦生兒育女後，過往傳統母親角色的迷思下，新住民必須一邊適應新環境，一邊扮演與學習擔任母親一職，並與另一半維持家庭的運作或是單獨扛起家庭的責任。在過往缺乏社會資源協助新住民的年代，肩負多重角色的新住民女性格外的辛苦，而推動新南向政策與性別平權等相關議題與權益後的現在，相較已進步許多。
目前台灣已有許多新住民服務單位，不論是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新住民協會或是新住民社區據點，都是協助新住民就近取得所需資源。身為新二代社工，我在服務新住民時，因為成長背景而較易換位思考，使得我更能理解新住民在台灣生活可能遇到的情境，但每位服務對象的成長背景不同，傾聽與探索他們的生命故事是很重要的，必須從聆聽中抓出重點、理解新住民的需要。
我自己擔任社工服務新住民時，總是努力找出新住民家庭需要協助的地方，並提供有效的方法推進家庭成長。首先，我會協助服務對象釐清家中所持有及缺乏的資源，依據需求媒合他們需要的幫助，引導學習在台適應、說好中文以與人溝通，進而有更多的能量可以陪伴與教導孩子、找到工作努力打拚，並了解未來再遇到問題時可以找誰解決，或是有更多元的資源來精進自己。
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下，我們應該尊重新住民，平等的看待新住民、新二代擁有的文化特色，透過好好學習與交流，認識不一樣的故事。同樣的，身為新二代的我擔任社工時，也是從做中學，慢慢累積經驗，陪伴有需要的家庭一起成長，穩定家庭的生活並連結資源，期許新住民在台都能享有安穩的生活，完成自我價值實現。
（作者為台印新二代，目前於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擔任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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