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身邊有沒有日文 N1 的外國人，要來做介護？」
2015 年，我剛進入日本一家大型長照企業時，日籍上司對我們這批外籍新人提出這個問題。當時大家幾乎反射性地搖頭：「如果有 N1 程度，應該會去金融業吧，怎麼會來做介護？」
執行長沒有否認，而是平靜地說：「如果無法理解被照護者語言背後的意思，就無法做介護。」
這句話點出了日本介護的本質。介護不只是完成動作，而是理解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以及話語背後未說出口的訊號。語言不只是工具，更是建立信任的基礎。因此，在當時的日本社會，外國人要成為能獨立進入高齡者家中服務的訪問介護員，幾乎難以想像。最難跨越的門檻，就是「能否放心將一個人的生活交付到這個人手中？」
走進日本家庭的外國人
10 年後，外籍工作者在日本長輩家中進行照護的畫面已逐漸出現。由於人手不足持續加劇，厚生勞動省於 2025 年決定，在一定條件下開放特定技能與技能實習的外籍工作者從事訪問介護。
訪問介護不同於機構服務。機構內有同事與主管，而訪問介護是由照護人員單獨進入服務對象家中，在緊急時必須自行判斷狀況、決定如何應對。因此，過去僅允許具備「介護福祉士」資格的外國人從事這項工作。
然而隨著高齡化加速，日本社會逐漸意識到，如果維持過去的限制，服務體系將難以維持。制度也開始從「限制誰可以進入」，轉變為「如何讓更多人能安全地進入」。這意味著，外籍移工不再只是輔助性人力，而是開始真正走入日本社會最核心的空間──「家庭」。
建立理解的基礎
當外國介護人員開始進入日本人的家庭時，「事前說明」成為制度運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機構必須對全體職員進行充分說明，讓所有人理解外國介護人員的身分、教育訓練方式，以及彼此如何合作。這樣做，可以讓組織為他們提供一致的支持。
對使用者與家屬的說明，更是建立信任的關鍵。即使具備資格，外國介護人員仍可能因國籍而遭遇不安或誤解。因此，機構需在服務開始前清楚說明這位工作者的背景與專業，讓服務建立在理解之上。
許多機構也發現，讓外籍職員參與社區活動是促進理解的有效方式，例如社區清掃、地方祭典或文化交流。透過這些互動，外籍職員不再只是「外國人」，而是社區的一份子。
理解需要持續調整與學習。例如在時間觀念上，部分外國人對準時的認知與日本不同，需要透過說明，理解準時對服務流程的重要性。在指導方式上，也需注意文化差異，避免公開責備造成心理壓力，而改以個別溝通促進改善。
價值觀差異也可能影響互動。例如，日本社會重視先道歉以維持關係，但其他文化可能只有在明確責任時才會道歉。這並非責任感不足，而是表達方式不同。
宗教也是重要面向。例如部分穆斯林介護人員不食用豬肉、每日需要祈禱。當機構願意提供必要的理解與配合，外國人也能更安心投入工作。
這些努力的本質，是讓不同背景的人能在同一體系中共同承擔照護責任。因為訪問介護的核心，始終是讓一個人能安心地把自己的生活交給另一個人。
印尼照服員的現場
在一段日本媒體訪談中，27歲來自印尼的居服員艾瑪描述了她的工作。她 18 歲來到日本學習介護，取得資格後，每天前往一位重症疾病的女性家中工作。她回憶，剛開始時經常需要用手機查字典確認詞彙，但真正的壓力是訪問介護必須獨力完成各種任務：「訪問介護在緊急時，必須自己判斷並處理。」
在沒有同事與主管即時支援的情況下，所有決定都必須現場完成。這也是日本社會長期對外國人從事訪問介護保持謹慎的原因。
制度開放只是開始，真正的挑戰是建立理解。艾瑪是一位穆斯林，每天需要祈禱。她會事先取得使用者同意，並利用空檔進行。她的機構也向使用者與家屬說明這些文化背景，讓服務建立在理解之上。當使用者理解眼前這個人的背景與用心時，國籍本身便不再是最重要的問題。
風險管理的挑戰
外國人正式進入訪問介護現場，真正浮現的核心課題，是風險管理。訪問介護是一種高度分散的服務。介護人員必須單獨進入使用者家中，在突發狀況時做出判斷並通報。對外國人而言，這不僅是專業能力問題，也涉及在非母語環境下的判斷能力。
因此，政府要求機構建立配套，例如初期陪同訪問、緊急聯絡體系與持續教育。這些措施的本質，是將「個人風險」轉化為「組織管理的風險」。另一方面，使用者與家屬的理解本身，也是風險管理的一部分。若缺乏說明，文化差異可能被誤解為服務問題，影響信任關係。
在高齡化持續加速的日本社會中，外國人進入居家照護，已是社會必然。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是否讓外國人進入」，而是「如何建立一個可以支撐他們的系統」。當外國介護人員進入家庭這個相對隱蔽的空間時，他們所承擔的不只是個人的工作責任，更代表整個照護體系的信任延伸。這份信任的建立，將直接影響日本是否能讓外籍移工在訪問介護中發揮更大作用，也決定了居家照護能否持續應對高齡化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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