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第一次接觸生命議題是什麼時候? 小學就讀資優班，五年級時就有同學跟我說她想自殺。看著她痛苦的模樣，我連什麼叫「自殺」都還不知道。然而，一路順遂、身體健康、家庭美滿的我到了國中三年級，突然覺得人生很無趣，難以想像自己就要這樣活到30歲、60歲甚至90歲嗎？當時學校曾安排活動讓我們去醫院參訪，看著那些高齡者，我也忍不住困惑：為什麼臥病在床、哪裡都不能去的老人還想活著，卻也有不到10歲的小孩覺得想死？
我抱著這樣的疑惑進入高齡社會研究的領域。慶幸在這段路程中，找到了讓我認同的答案，而這段過程，後面會和大家分享。
人口減少的長照社會，一切都需重新規劃
台灣在今年進入超高齡社會，而日本早在2007年就已進入！這是一個「長壽社會」，也是一個「人口減少」的社會。
面對前所未有的社會現象，我們會遇到個人的生涯規劃改變，和社會構造的變動。現在的社會基礎設計，基本是順應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重建需要而來，顯然與現在不同，因此法律、雇用、醫療等生活面，都必然要重新規劃。
東京大學作為日本第一所大學，面對超高齡社會課題，2009年設置了高齡社會總和研究機構，在社會面與個人面進行跨領域的合作。高齡社會不是只有高齡者，而是屬於所有人的。因此在設計未來的新社區時，關鍵字是「長壽」與「自我實現」。以人文社會、教育、法學、工學、醫學等領域為基盤，進行產官學合作。最終目標則是保持社會活力、永續經營。
不只是受照顧者，而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我在長照產業9年，現在假日也持續參加介護交流活動。日本介護是很本土、很保守的領域，但近年受到各國關注、與外界交流後，發現介護的文化，與一個國家對生命的看法息息相關。
日本「介護」的定義，用白話文來說，就是「協助這個人以原來的模樣走過最後一段路」。想了解這個人原來的模樣，首先要了解這個人的一生。因此照服員在開始做照護計畫時，會先聽聽受照顧者從出生到現在的故事，還有家庭、朋友的互動。我之前的公司每招收一位長輩進來，就要填13張表格，裡面可以看到這位長輩搬過幾次家、小學是否曾經轉學、養過什麼寵物……每一份資料都是一份人生歷史。管理部門審核時，就是判斷這份資料是否能讓沒見過這位長輩的第三者，也能從中看見這位長輩的形象。
勾畫出長輩的模樣後，照服員照顧的就是一位「有故事的人」，所以可以順著對方的個性去陪伴。最近更進階到要照服員主動挖掘當事者潛藏的真正需求，透過對話、觀察、分析，協助他活用剩餘的能力。大家可以想像，日本介護不是單純勞力工作，更是精神與情緒的勞動。
抵達人生終點，該怎麼緩緩下山？
日本介護服務五花八門，大致可分為以在家照護為主的服務，和全天型的住宿機構服務。所以在介紹日本機構時，要先定義是哪一種，因為每種機構的成立目標都不同。除了介護保險內規範的服務，其他還有家政、餐飲等五花八門針對高齡者的服務。只能說，高齡社會不只是危機，也是新的商業契機。
從介護服務定義也可以看到，高齡社會議題，其實是對生命的疑問。面對人類的老衰，我們要把這當作問題去治療？還是視為生命的自然現象？人類除了生理需求，也有心理、社會與自我實現的需求。滿足高齡者的這些需求，都是介護的任務。
受教育期間，我們知道要考好大學、職涯要升遷，卻沒有人告訴我們抵達人生顛峰後，要怎麼緩緩下山。面對高齡社會的「下山」問題，不應該以「上山」的思維去解決。目前，日本已經看到隨著老衰，健康壽命必然會有消逝的時候。這時，延長「社會參與壽命」，可能是伴隨我們下山的最佳拐杖。
引用日本佐佐木淳醫師的說法。人就像一棵大樹，當他逐漸衰弱時，醫護人員則是旁邊的支柱，讓這棵樹能得到支撐。但樹需要的不只是支柱，也需要營養，吸取營養的根基，就是家族、朋友和社區。也就是說，社會資本才是維持高齡者順利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的關鍵。
除了關注高齡者，也需要關心其他世代
我的前公司有1間本社、6間支社、88間支店、1,900間長照據點。我當時所在的支店是排名前3的大型支店，管理37間長照據點，管轄範圍約980人。這規模也能算是間中型企業。
有人會問，你在長照企業不做照護，那在做什麼？其實要做的事可多了！人才配置、財務管理、物品管理、資訊對應甚至行銷，都是我們的工作內容。這些方面都能運作流暢，才能讓照服員更專注在照護工作本身，提高服務品質。我們部門的中心主旨是「照服員要先幸福、被照護者才會幸福」。解決第一線照服員遇到的困難、營造友善職場，是背後管理部門的責任。
高齡社會是所有人的社會，在照護工作上，也不應該犧牲任何人。在照護世界有句話，「照護者更需要照護」。因此，高齡者的照護者也被視為需要外界協助的一部分。尤其是未成年照護者，根本還不理解照護工作會對自己造成什麼影響，因此更需要專業人士主動幫忙。這邊也提醒大家，在挑選長照機構時，除了看硬體設備，也可以看看職員關係。職員彼此關係好，能將更多力氣用在照護長輩上。
安寧醫療醫師小澤竹俊醫師曾說，「痛苦的，不是只有高齡者。」小澤醫師從臨床經驗中發現，讓人產生痛苦的不是健康問題、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期待與現實的落差」。臥病在床的祖母想去參加孫女的婚禮，但身體無法動彈；照護者希望父親好起來，卻只能看著他越照顧越衰弱。小澤醫師說，痛苦是不能比較的。挑燈夜戰只想達到合格線的學生，考試卻永遠只有59分；和自我要求甚高的優點生，不小心從100分掉到99分的悔恨，兩位學生的痛苦感受無所差異。然而痛苦無法治療，只能緩和。而緩和痛苦的3個因素，就是對將來有夢想、與他人有連結，以及有選擇的自由。
高齡社會中的社會援助系統不是只為了高齡者，被社會孤立的年輕力壯青少年，也都一併納入考量。這也是日本在討論安樂死時考量的問題。如果因為年紀夠大、感到痛苦，就能選擇死亡，那麼青少年、兒童，是否也能因為自己感到痛苦而選擇死亡呢？尤其現在未成年自殺人數逐年增加，安樂死影響的不只是高齡者。我們到底想結束痛苦還是結束生命？小澤醫師說，在現有教育中，我們對生命了解得太少，生命不是電動遊戲角色，死了後悔還能重來。在還沒理解前，不該輕舉妄動。這也是我在追尋高齡教育議題時，找到撫慰青春時期自己的解答。
從源頭開始思考高齡社會
日本在做長照政策時，追溯到戰後重建時期的體制，對應現代社會狀態，在每個領域重新思考、重新定義。戰後，無論軍隊或學校都是父權管理思維，但應該回到人本主義，在醫療業界也喚起醫療人員到底該專注與病毒搏鬥、或協助患者經歷人生起落的討論。
在宅醫療的出發點，是「守護人生最終的尊嚴」；介護的核心是「協助他人以自己原來的樣子過生活」。然而，我們的觀念不會到晚年突然改變，應該從源頭開始，無論是教育或者職場，不要再以製作複製人的模式運作，而是看到每個人的優點，提供每個人發揮特有能力的空間，擁有多元選擇的機會，才能讓在這個長壽社會出生的每個人，用最舒適的方式度過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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