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急速高齡化的背景，是公眾衛生發展、生活環境改善後，進入「長壽化社會」。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男性平均年齡只有50歲、女性54歲；到了2024年時，男性已經可以活到81歲、女性為87歲。
面對人類生命週期大幅變動，超高齡社會中個人的人生設計以及社會系統都需要重新規劃。不僅要「高齡者」需要重新定義，健康醫療、社會保障、財政要有環環相扣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在少子化缺工的社會中，高齡者的經濟、工作問題已然浮上水面。
日本估計，一個人退休後需要3,000萬日幣才能維持人生最終生活。然而隨著通貨膨脹，只靠著年金、退休金過日子，風險其實不小。加上70歲以後急速增加的醫療費用，需要盡可能持續工作、維持經濟基礎。最理想狀態是「年金」與「工作」的組合，成為日本人民普遍的認知。
高齡者雇用的歷史
最為眾人熟知的高齡者雇用政策，當屬「退休後再雇用」。1960年代時，企業將退休年齡設定在50歲或55歲，雖然現在想起來不可思議，但當時平均壽命是男性65歲、女性70歲，這種設計還挺合理。然而隨著壽命延長，只靠退休金度過20年的退休生活，高齡者的生活經濟多半會出現問題。
1961年日本推出國民年金制度，但當時的高齡者還是得靠儲蓄或子女協助提供生活費用。而配套措施也不足，如果需要工作，只能走「失業後再就職」的制度。
1970年代開啟「延後退休」對策，推出高齡者雇用安定法，立法明令企業將退休年齡設定為60歲之後。然而，隨著通貨膨脹、年金領取年齡從60歲延至65歲後，1990年代配合年金政策，將退休年齡延後至65歲，同時推行廢除退休年齡、提供繼續雇用機會等制度。至今，日本已將雇用退休年齡延長至70歲，企業有義務提供有意願工作的員工就業機會。此外，企業也面臨缺工危機，因此將雇用年齡延長至75歲，設計符合高齡者特性的工作制度，讓這些老員工能持續協助公司運作。
我在工作場域遇過數名74歲的求職者，入職後皆活躍於職場。但超過75歲後，即使本人有意留任、部門也樂意挽留這些高齡者員工，基於公司制定的退休年齡規則，還是必須離開崗位。
人生100歲、生涯現役的年代，健康狀態不佳的高齡者也納入人力資源課題。75歲後進入「人生第四期」，誰都無可避免開始衰老。要如何在身體逐漸衰弱的過程中，持續工作、維持生活水平，配合認知症、身心障礙者的雇用對策，也是近年熱烈討論的議題。
高齡者生活落差大，協助模式不同
目前日本定義高齡者為65歲以上，也正因為活了不少歲數、生活經歷不同，高齡者工作時可以照「追求人生意義」和「迫於經濟」的優先順位，區分為「達成經濟自由、為了自我實現工作」、「生活基盤沒大問題，但為了更好的生活品質而工作」和「迫於不得已、為了生活而工作」的三大族群。
以最普遍的企業退休的中產階級員工而言，他們多半享有退休金和年金，生活基礎不至於崩盤，但還是要斤斤計較生活費，並可能無法應對意外發生的風險，因此傾向於在原來的公司繼續上班。這群高齡者員工首先要考量的是體力不如從前，無法與年輕員工進行同樣強度的工作。為了活用這些老員工的能力，企業人事部針對這族群調整上班時數、減少工時，並合理縮減薪資比例，以防止年輕員工不滿，認為老員工不做事又坐領高薪。
企業提供退休職員的工作保障，能維持高齡者與他人的連結、社會的接觸，並且保持生活經濟基礎。但如果久居高位，反而會剝奪年輕人升遷的機會，讓企業缺少創新契機。企業雇用高齡員工不只是單純延後退休年齡，更與世代公平性相關。尋找適合高齡者的職務、調整柔軟的雇用制度時，也要調整評鑑標準、將決策權交給年輕員工，讓新世代也能活躍於職場。
嬰兒潮世代退休者，可以協助年輕人
至於晉升富裕層的企業高管退休後，公司多會聘請他們成為公司顧問，利用長年的經驗提供公司經營建言。握有人脈的這群高齡者，工作目的多傾向於自我追求與社會貢獻，創業也是他們的選項之一。
日本現在的高齡者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知識教育水準普遍較高，20幾歲時是日本社會運動最興盛的時期，也可說是日本最關心社會改革的世代。面對少子高齡化社會，眼見年輕人負擔愈來愈重，他們主動提議：現代日本年輕人負擔太重，該是我們高齡者協助年輕人了！
我身邊有東京大學退休教授、日本舊華族的後代，不少人離開養尊處優的環境，舉辦學習交流會，將手中握有的社會、文化資源傳承給下一代。戰國時代第一軍師黑田官兵衛的後代與日本天皇有姻親世交關係，黑田清久先生帶著一群年輕人體驗他家族歷代學習香道、音律的地方，告訴我們現代貧富差距落差有個問題，就是「體驗格差」。日本家族生活太過封閉，缺少接觸身邊以外事物的機會，也不願意跨出生活圈，爭取翻身機會，寧願選擇「與大家都一樣」，也不想鶴立雞群。
我常去日本長輩上杉孝久先生家中參與日本酒與歷史學習會。上杉孝久先生不僅是上杉謙信家族、米澤新田藩的第九代當家，也是受封子爵一族，身邊不乏織田信長、勝海舟、幣原喜重郎等歷史人物的後代。他們感慨日本傳統美德在資本主義潮流中逐漸淹沒，文化意涵在二戰勝利國的政治利益之下扭曲，因此挺身而出舉辦各種文化活動，親口傳承他們歷代的家訓。
舊世家大族給人高高在上、與平民有隔閡的印象，但不少人也對社會有責任感。真田幸村後人真田徹先生就說，雖然戰後日本很貧窮，很多人穿著米袋做的褲子，但社會氣氛充滿活力。現在的日本年輕人生活富裕了，卻了無生氣。他們也會反省自己這群「老害」到底做錯什麼？怎麼讓年輕世代變成這個樣子？應該再為他們多做點什麼？
除了這群擁有堅實社會文化資本連結的家族，積極進行社會貢獻，東京都政府也推行「高齡者創業支援」，提供網路行銷、市場動向等學習課程，不僅讓讓高齡者的知識回流社會，也提供社會連結的機會。另外，有鑑於企業創始人高齡化，缺少繼承者而倒閉，日本政策金融公庫建置事業繼承支援媒合網站，就像媒人婚介一樣，由值得信賴的日本公庫審查背書，媒合沒有血緣關係、但能繼承企業理念的年輕人，維持產業運作。
需要政府協助的經濟弱勢高齡者
在富裕層的高齡者熱心付出外，另外還有更多需要社會協助的中低收入戶高齡者，從年輕時就是非正規雇用員工，老後更過著低年金、無年金的生活。特別是以男性為主的社會，高齡女性貧困問題更加顯著。
日本的職場制度，若在年輕時期沒找到正規工作，很難再次回到主流社會。職場教育主要存在於各家企業中，學校也少有提供出社會人士再學習的機會。直到日本經濟泡沫化、出現大量失業人士，日本地方政府才擴大職業訓練服務，給予失業者工作機會。
在協助銀髮族再就業方面，政府擴充「銀髮人才中心事業」（シルバー人材センター事業），主要目的是讓高齡者與社會連結、創造活躍活動，但實際上媒合的多是清掃、大樓管理員、家政服務等門檻不高的工作，少有與高齡者自身經驗結合的機會。且組織成立主要目的為「社會貢獻」，因此提供的工作有薪水偏低的問題。
隨著企業缺工需求增加，家庭教師、翻譯、電腦資料輸入等工作，也出現在工作業務上。之前興致勃勃強化外籍人士清掃工作的連鎖旅館，在與外籍職員發生多次糾紛後，轉向銀髮人才中心，尋找大批銀髮打工族。當初為了外籍員工簡化的工作手冊，也同樣適用於銀髮族員工。半年再次向他們詢問缺工狀態時，人事部告訴我，雖然銀髮族也有溝通上的問題，但在法律面顧慮較少，公司決定就先把專注力都放在銀髮打工族身上。從此案例看來，銀髮人才中心的人才資料庫已被企業相中，活用退休銀髮族、沒工作經驗的高齡家庭主婦，已是服務業不可避開的一環。
高齡者經濟議題，在年輕時已有前兆
提到高齡者雇用時，應該將他們視為多元族群，不僅是健康狀態的差異，還有經濟、文化落差。提到高齡者成功就業代表，可以想想美國總統川普，相信他不需要社會補助、也不需要同情的眼光。年功序列制的日本中，持有高額儲蓄的其實也是高齡者。但多數因為擔心未來資源不夠，把錢緊握在手中不願釋出。畢竟現在的社會情勢要從富裕跌入貧困很容易，翻身卻可能一輩子都做不到。
超高齡社會不是只有高齡者存在的社會。在關注高齡者的需求同時，年輕世代的權益也要一併考慮。進入前所未有的長壽人生中，更容易進入「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階級僵化。需要幫助的弱勢高齡者，問題早在他們年輕時就已經存在。但當時被視為「好手好腳，無法進入主流，都是自我責任」，讓潛在危機遭到忽視、沒能及時提供關鍵協助。到了高齡時期加上老衰，這些狀況一齊浮現，才讓議題更加顯著罷了。
歷史上，當貧富差距到一個程度，將會產生階級鬥爭，沒有人希望慘痛歷史再次重演。喚起富裕層的貴族精神、既得利益者的社會責任，讓社會永續下去的議題，該是高齡社會的討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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