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少子化」之前，先回到我們還在牙牙學語的孩童時期。當時的自己，如果抬頭對父母問：「把拔馬麻，為什麼把我生下來？」
父母溫柔的笑道：「因為爸媽年輕時遇到少子化問題，我們怕以後沒有年輕人工作、繳稅照顧我們呀！所以把你生下來，期待以後能成為賺大錢養我們的青年！」
聽到這樣的回答，你會欣然接受：「啊，原來我是作為父母的『工具人』出生的！」這種觀念嗎？
我想，很少有人期望家庭關係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然而，現在談起少子化的關鍵字，多為「導致高齡化社會、勞動力不足、社會保障財政來源、鄉鎮消失」等經濟問題，少有人問：孩子是為何而誕生？
與其催婚催生，不如「營造讓人想要孩子」的社會環境
日本在第二次嬰兒潮時期後，出生率逐年下降。到了1990年，出生率落至1.57，這個「震驚1.57」（1.57ショック）問題，讓日本官民正視少子化，陸續提出要營造對孕婦、育兒友善的環境。但當時的對策多著重於「照顧孩子」，輿論上仍將問題矛頭指向女性高學歷、晚婚化、出社會工作，不停地催婚催生。
由於政策未切合問題根源，出生率依然逐年下降，於是政府擴大以「育兒家庭」為單位的協助，與企業合作推廣「工作與生活平衡」方案，也為了解決待機兒童問題，提出增設保育園及提升保育員的薪資，但此時還必須同時支付高齡化等社會保障，在稅金入不敷出的狀態下，只好以提高消費稅作為回應。
2015年，為了平衡保育設施的城鄉差距、推廣地方創生運動，並配合亞洲文化「先結婚，後生育」的觀念，政府將協助對象擴大至協助適婚年齡者結婚，當起了媒婆角色，在鄉鎮市區舉辦婚姻交友活動，還結合科技推廣AI媒合分析，協助單身者找到另一半。
然而，雖然政府致力於生育友善措施、工作方式改革、提供婚戀機會，仍沒抓住現代適婚年齡層的需求，生育率依然不見起色。要解決問題前，要先分析問題點到底在哪裡，民間發出「政府不要全把經濟問題歸罪到少子化上」、「比起GDP，更該追尋國民幸福度」的聲浪越來越大，逼迫政府重整問題核心。
不可否認，人口減少確實會造成社會影響，但也不能強制國民生育，況且，孩子的誕生還是有緣分因素。政府除了對懷孕、有孩子的家庭提供協助外，能做的就是讓「想要孩子的人」能安心生育。而要增加想要孩子的人，前置措施則為「營造讓人想要孩子」的社會環境。
適婚年齡的父母輩年輕時處在經濟成長期，工作雇用穩定、生活富足，然而現代40歲以下的青壯年出生時，經濟已過了高峰、長年衰退。不婚不生的原因除了自己現在無法過上像父母輩一樣的富足生活，更沒自信提供孩子跟自己小時候一樣的成長環境，自顧不暇，沒有餘力保護另一個小生命。2010年被討論的「看不到希望的年輕世代」已到了適婚期，當時出生的千禧寶寶成了大學生，更主張「人生不需要戀愛」，還反諷1980年代日劇多是愛情劇，是因為當時交配賀爾蒙太多，現在流行主題是社會議題和夢想，人類終於進化到追尋自我實現了！
面對世代生活環境背景不同，資深官僚也試著去修改符合新世代需求的政策。2020年第4次修改少子化對策大綱，除了防治對孕婦、職場女性的不友善，在「基本概念」的第一條即提出營造「讓適婚年齡世代能對未來有展望」的環境。國家終於發現，與其將未來寄望於「還沒出生」的世代，更應先解決眼前年輕人遇到的困境。
日本最大的痛點：性別平等問題
日本少子化對策上，除了世代婚戀價值觀差異外，還有一大痛點，就是關於「性別平等」問題。
生育與工作平衡、女性友善職場一直是政策重點，但職場現實是，男性結婚後比較能升遷，生孩子後更被認為能獨當一面的人，女性則被認為要婚後會專注於家庭，失去升遷機會。職場上為了友善孕婦，給予的也都是印刷、輸資料等非管理決策型工作。
所得稅制上的「配偶扣除制度」，更造成女性職場天花板。戰後，日本薪資是以能「養活一家人」計算，配偶若專心於家庭時，工作一方在職場上可申請減稅優惠，算算家庭勞力分配，女性如果不去工作、專心打理家務，家庭經濟收入反而更高。
去年年末，就看到公司的「申請辭退分紅」的公告，有些對象是已婚的女性照服員。她們發現，若在稅收結算月份繼續工作的話，薪資所得會超過老公可申請減免的範圍，於是年末的工作就只能由其他職員代替，導致現有職員的工作量增加。
出版《為何日本少子化對策會失敗》的中央大學教授山田昌弘就指出，日本少子化對策失敗的原因就是只學歐美，但日本的價值觀與歐美大不同。例如，西方女性多願意在職場上找到人生價值，因此注重在營造友善職場，但對日本女性而言，相夫教子、得到他人稱讚、在個人興趣發展上有所成就，才是文化稱揚的自我實現。這種言論在台灣人眼中或許是沙文主義，但對於人生目標是成為家庭主婦的世代，這樣的男女分工概念確實影響著國家少子化決策的走向。
只是，日本年輕一代也在慢慢改變。2020年40多歲的小泉進次郎在擔任環境大臣時期請了育嬰假，讓黨內大老不滿，質疑他是否有心從政？但其實同世代的政二代、政三代，多認同小泉的行為，對自己的父母輩感到不滿。之前在國際交流活動上巧遇前總理幣原喜重郎的後人，因為不懂女兒沈迷工作、不結婚的心態，遇到跟女兒同年紀的我，直問「為什麼你們這世代都不結婚？」我回答：「像您告訴我的，幣原這個姓氏全國不到100人，如果結婚了，姓氏又少了一個人，不結婚好像比較好？」聽我這麼說，換來對方哈哈大笑，好像有點理解這個新世代。
婚戀價值觀的世代差異，也能在新冠時期被討論「夫婦別姓」議題中窺探一二。根據媒體調查，隨著年紀上升，反對夫婦別姓的比例就越高。適婚年齡層則壓倒性認為夫婦姓氏是個人自由選擇，而且改姓後要修改護照、健康保險等文件很麻煩；對女性而言，拿掉自己的姓氏，也如同抹去一部分的自我。甚至有人進而討論到，每個人有婚姻自由權，那以同性戀可以結婚為前提，要怎麼決定姓氏？只是目前釋憲權還是掌握在60多歲的資深法官手中，夫婦姓氏選擇權依然困難重重。這件事顯示出世代差異、權力世代分配不平衡問題，也能看得出媒體渲染的少子婚戀危機，沒有趕上新世代國民的想法。
珍惜在地的台灣之子
少子化對策常與經濟問題綁在一起，但我認為家庭觀、性別平等、權力分配等世代價值觀差異，才是決策時該深入探討的課題核心。
婚姻是否為利益交換，取決於個人價值，但未出生的生命不該被作為商品。單只著重「經濟問題」的少子化對策中，隱藏著一代的自私自利，如同過去農村為了增加人力而生子，或販賣孩子去大戶人家做僕人的貧困時代。出生在台灣的我們多不至於要做出如此選擇，但依然存在將孩子視為自己的「商品」的父母。
慶幸，台灣近年吹起「你的孩子不是你」的觀念，也開放討論同性伴侶領養小孩、是否開放移民、新台灣之子等多元家庭組成議題。或許，以超越血緣關係的「世代傳承、社會永續經營」眼光為前提，少子化對策才能符合現代國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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