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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看護,也是替代家人:《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看見移工女性綻放光芒

這群移工離開家那麼遠的來工作,是希望給家人更好的未來。她們很少真的是為了自己。 這群移工離開家那麼遠的來工作,是希望給家人更好的未來。她們很少真的是為了自己。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皆為《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劇照

你對台北車站的印象是什麼?是剛從補習班下課的高中生,還是走路很快的台北人?還是那些會讓你想起自己迷路、找不到朋友或捷運的慘痛經驗?在人來人往的車站,你是否曾經注意過那些坐在車站大廳黑白格上聚會的移工或看護們呢?

《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這部紀錄片的主角,是4位不同世代的印尼看護工。她們平常在雇主家裡照顧老人小孩,休假時則和朋友相約來到台北車站大廳,暫時擺脫看護工的身份,盡情展現自己。她們是台灣數十萬外籍移工的縮影。這部紀錄片也得到2025年勞動金像獎的長片第一名。所以《獨立評論@聽天下》第92集特別邀請到這部片的導演曾文珍,來跟我們聊聊她眼中的北車大客廳。

車站為何成為大客廳?

每個星期天,如果你到台北車站大廳,會看到很多印尼移工朋友席地而坐。或許有人覺得說怎麼會有一群人坐在那邊?怎麼又吃東西又是聊天的?大家想一想,這些人其實是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移工朋友。他們可能是在家裡面照顧長輩、小孩的看護姊妹、阿姨,還有一些可能是在海上做漁業捕撈工作的,還有很多可能是來自工廠或是建築工地。他們跟我們這麼靠近,可是我們可能覺得是很陌生的一群人。

早在10年前,我們就很關注這群勞工朋友有沒有放假的時間?這是對於勞權基本的爭取。而近幾年來我們想關注的就是:那他們有休假之後,會去哪裡?我想台北車站大廳剛好就提供了這樣一個場域。其他幾個比較大的城市,比如台中車站大廳也聚集了很多這樣的移工朋友。為什麼他們會去那裡?

移工通常只有星期天一天的放假時間。如果早上7點從雇主家離開,可能晚上6點又要回去了,那當然是找一個交通最便利的地方。所以像台北車站剛好是三鐵共構,就非常方便。這裡提供他們一個可以跟朋友相聚,吃美食、聊天、完全放鬆的地方。所以我會稱它就是一個大客廳。

燦爛時光書店在台北車站有一個地板上的圖書館,提供移工閱讀的機會,因此也有很多移工朋友會在假日過來聚集。

在看護之外,她們都有各自的光芒

燦爛時光書店在台北車站有一個地板上的圖書館,提供移工閱讀的機會,因此也有很多移工朋友會在假日過來聚集。片中第一位出現的Tantri,移工朋友都叫他Bunda(媽媽),她就像一個媽媽一樣,幫助過很多比她年輕的移工朋友,提供在台工作的諮詢,碰到疑難雜症都可以去找她。後來我又碰到中文講得非常好的Yusni。接著是片中第二位出現的Umi,她因為照顧的是小朋友,比較沒有休假,偶爾出現時才發現她原來很會唱歌。還有從台中上來的Pindy,她拖著一個行李箱,上面放滿她做的紙黏土玩偶。我大概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陸陸續續在這個空間和她們相遇。

這群人顛覆了我對一個女性看護的刻板印象,發現原來她們都是才華洋溢的人。我有時想,如果她們不是移工,而是在別的場合跟我們相遇,我們是否會看到屬於她們本身的其他才華?唱歌的能力、組織動員的能力、做手工藝的能力、學外語的能力……我覺得他們是非常非常優秀的一些女性。我透過鏡頭,就是想呈現她們離開雇主家以後,在北車大廳展現出來的樣貌。

像是Tantri,她會在北車大廳叫其他移工不要滑手機、多看點書,像媽媽一樣勸他們賺的錢要存起來,不要花光。這媽媽真的也是有點嘮叨,可是她在台灣工作也將近了大概9年、10年,所以就是以前輩的經驗叮嚀後輩,包括要注意健康、不要讓自己受傷、要充實自己等等。

而且,其實她們做的很多事情是有一些公共性的。她們會站在一個比較利他的角度,除了自己好之外,也會想到同胞來這邊工作,可能碰到什麼樣的委屈,是不是有被雇主欺負、有沒有拿到薪水等等。像Tantri假日如果不是來北車,就會去北海岸的漁港,看看漁工朋友們有沒有碰到什麼狀況。她也幫印尼辦事處的官員做政令宣導。尤其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疫情期間不能群聚,她擔心移工朋友資訊比較封閉,所以就開始做直播,傳遞現在的疫情狀況給在漁船上、港邊的漁工朋友。有次我去她的房間,看見放了很多口罩。她說因為不知道其他移工的口罩夠不夠,所以有空就要拿給大家。所以我認為她除了幫助自己的同胞,也是幫台灣公部門做了非常多事,否則台灣政府單位要去做什麼服務宣導都可能碰到很大的阻礙。

Tantri假日如果不是來北車,就會去北海岸的漁港,看看漁工朋友們有沒有碰到什麼狀況。她也幫印尼辦事處的官員做政令宣導。

Pindy在台中也協助了公部門跟市政府做一些溝通。我記得有一次我拍了一段她帶著印尼移工在星期天聚會後打掃環境的片段,我問她為什麼想做這些事?她說常聽到台灣人會嫌棄印尼移工坐在地上很髒,破壞環境,所以她就帶著移工朋友穿著背心,從第一廣場一路打掃到台中公園附近。我覺得這些都很不容易。因為畢竟他們的放假時間那麼有限,一天可能也不到10個小時,可是他們願意做這些事情。

我記得Pindy跟我說過,「我不想要再做看護了。」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大家好像普遍對看護都有一些負面印象,覺得他們沒有專長,只是做點家事照顧老人,沒有想法。她更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做多一點事情。她現在在台灣,進到大學念書,也做了一些貿易翻譯的工作。

Pindy更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做多一點事情。她現在在台灣,進到大學念書,也做了一些貿易翻譯的工作。

那這些人原本在印尼都是什麼樣的人呢?比如Tantri原本就是一個母親,有6個兒子。前幾個都進了軍隊。她想要提供家庭更好的經濟條件。她的家庭關係是比較穩固的,先生還算支持她,可是想想看,到台灣之後誰來照顧你的6個小孩?我覺得這是很影響她們在台灣發展的因素。

台灣的交通方便也讓她們可以做更多事。像是Tantri,剛開始可能只是少數人找他求助,後來處理得多了,她開始想要幫助更多人。原本她只在基隆的雜貨店活動,現在可以搬著皮箱到台北車站來,讓更多人可以看到她為移工準備的書。印尼的交通環境可能就沒那麼便利,所以這些條件可能是他們在自己的家鄉都不具備的,台灣卻讓他們發展得更好。

還有像Pindy,他在家鄉根本不會什麼紙黏土,那是因為在醫院裡面照顧阿嬤,隔壁床的先生剛好是一個做紙黏土的老師,就讓她學會了。所以我後來發現,很多時候他們做這些事只是打發無聊、陪伴自己,但能力就被開發出來了。我認為,你愈悶的時候,或是覺得愈難受的時候,會愈想要說話。她們4個人物都透過不一樣的方式去說話,希望讓更多人聽到,她們不只是個看護而已。

Pindy在家鄉根本不會什麼紙黏土,那是因為在醫院裡面照顧阿嬤,隔壁床的先生剛好是一個做紙黏土的老師,就讓她學會了。

從家鄉遠赴台灣,她們追求的是什麼?

我幾年前拍的第一步移工紀錄片《逃跑的人》裡,有一個很強大的主角草雲。她從越南到台灣來工作。其實她本身是一個地方報社的記者,為什麼要到台灣來做看護?我很好奇,在拍攝過程中慢慢觀察,還去過她在越南的家兩次,跟她的家人近距離接觸。我訪問她父親時應該是2013年的時候,她父親就說:「我在政府的財政部工作,我就是管錢,但是我們家就是沒有錢。」所以你可以想像,越南跟台灣的確在經濟發展上有一個很大的落差。草雲是一個單親媽媽,她為了要照顧小孩與家人,給妹妹念書,就自己到台灣來了。後來她面臨合約轉換,老闆不跟她續約,她若要換工作,又要再付一大筆仲介費,於是她離開了雇主家,成為失聯移工。我記得做了一個統計,她逃跑的期間大概有4,094多天。在漫長的歲月裡,她有強大的生命力要生存下去。最後她想離開台灣了,於是自首回家。

拍《逃跑的人》時,我有一個很大的議題,就是他們為什麼要逃跑?為什麼失聯?那的確有一些比較是背後結構性的問題。我剛開始接觸草雲時,因為她是失聯身分,可能有點警戒,可是在拍《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的時候,碰到的這幾位印尼姐妹很不一樣,她們很溫暖、很包容,我接觸她們的時候她們都很開心,想在台灣認識更多朋友。我覺得她們就像是「替代家人」,幫助我們照顧長輩小孩。可是那她的家人呢?她的小孩呢?誰來照顧?她們在做的,是一份其實非常不容易的工作。那是可能我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

我片中最年輕的就是Yusni,她中文非常好。她照顧的爺爺是講山東話,腔調很重,連我都聽不懂,可是Yusni就是可以跟他對話。她的中文好到會問雇主「欒樹」的「欒」怎麼寫?還有一次問我天空的「蒼穹」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她寫的中文字也非常漂亮。她喜歡蘇打綠,會把他們的歌一個字一個字抄下來。有時候因為爺爺奶奶在睡覺,她不知道做什麼,就去抄歌詞、練習寫字,字寫得比很多台灣人都整齊好看。

而她學中文,一開始是為了要跟第一個照顧的奶奶溝通。因為奶奶不識字,如果有信件、繳費單,都沒辦法處理。這並不是她本來的工作任務,但她一方面有興趣,另一方面也是在學習能力最好的時候來到台灣,所以她很融入,會用「翻白眼翻到太平洋那邊去了」等用語。

她來台灣的時候,其實剛還是從學校畢業,一來就是漫長的9年。你可以想像,就是大學生應該念書、談戀愛的時候,可是她就必須要來工作,而且是照顧年紀這麼大的長輩。她想離開台灣時,我說可是你在台灣可以做很多事,她說但是她覺得自己離家這麼久,跟爸媽的關係好像變疏離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她之前照顧的奶奶突然離世,她第一次碰到親人這樣離開,非常難過,可是又馬上被轉介到另一個雇主家裡開始新工作,並沒有時間好好沉澱、告別。所以她照顧後來這位爺爺大概2年,看到爺爺身體狀況都還不錯,她就想離開了。她認為如果再去經歷一次離別,會是精神上很大的衝擊。

《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最年輕的就是Yusni,她中文非常好。她照顧的爺爺是講山東話,腔調很重,連我都聽不懂,可是Yusni就是可以跟他對話。

回家以後的她們

Yusni回國之後,因為她的中文能力與年輕,在雅加達郊區的台商公司找到翻譯工作,現在已經買了房子、車子,變成一個上班族。也如她在台灣的心願,想在回印尼之後可以擁有一個有上下班的工作,回家之後可以跟家人聊聊天。這對我們來說好像是很平凡的事,可是在雇主家工作,就是24小時無休的狀態,對當時在台灣的她卻是奢望。

Tantri回去之後協助先生參選村長,可以說把她在台灣的組織能力、動員能力都用上了。她出來的時候是家庭主婦,回去的時候是領導人,甚至也可以幫助當地仲介處理移工到台灣來的事。Umi則比較少跟我聯絡,可能印尼相較之下還是沒有這麼便利,所以有時候給他們一則訊息,要過好久才會回。

Umi比較少跟我聯絡,可能印尼相較之下還是沒有這麼便利,所以有時候給他們一則訊息,要過好久才會回。

像Yusni或是Tantri每個星期天是可以休假的,休假對他們來說不只是去見朋友聊天,而可以做更多事。像我知道Yusni後來利用星期天去空中大學學中文,Tantri就是利用星期天去擺書攤,處理其他移工朋友的需求。所以我覺得休假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而且需要一個可以讓他們休息、放鬆的空間,不用一直擔心雇主可能會叫她做什麼。我們每個人都渴望有這樣一個私密的空間可以做自己。所以我覺得北車有這樣的空間,其實是很好的。

我們拍片時也觀察到有很多共學團體會出現在這裡,比如說新住民姐妹會帶著他們的小朋友到這邊來學東西,然後書攤這邊也會有學者過來做田野,我覺得這正體現了這個場域的開放與多元。

我在看這些看護,我看到的她們是女性,有時是母親,也是一個勞動者。離開家那麼遠的來工作,是希望給家人更好的未來。她們很少真的是為了自己。這一點其實是非常讓我感動的。我希望觀眾看到這部片的時候,可以去想像,面對這樣一個到家裡來的助手,我們可以用更多溝通、更多了解,去避免發生一些可能不愉快的事,讓雙方得到更好的互動。這部影片想呈現的就是人跟人的互動。她們不只是看護,她們就是我們的替代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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