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讀書的時候，班上有沒有同學的媽媽是來自東南亞國家？在台灣，這樣的「新二代」愈來愈多，推估目前已經超過50萬。
台大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藍佩嘉長期關注國際遷移跟社會不平等的議題，曾經寫過探討移工權益的《跨國灰姑娘》與分析教養焦慮的《拚教養》。她最新的作品《成為新二代》則是在探討這群從小面對兩種以上文化環境的年輕人，不把他們視為弱勢群體，而是探討他們如何在多元文化跟地緣政治的夾縫中，長出自己的樣子。《獨立評論@聽天下》第82集就邀請藍佩嘉老師與我們分享這本書的幾個故事。
新台灣之子、新二代與混血兒
我們現在講的新二代，基本上就是跨國婚姻的子女。他們的父母有一方是台灣人，另一方則是外國人──通常是來自東南亞或中國大陸的母親。1990年代的台灣政府叫他們「新台灣之子」，背後其實有同化的意義，也就是說，不管你的爸媽是誰，你的家庭背景怎麼樣，你都可以長成一個台灣人的樣子。「新二代」則是大約2016年「新南向政策」之後才出現的詞彙，相對比較正面的承認了他們的雙重文化背景，並認為這樣的移民背景是一個值得傳承下去的資產。
對於異國婚姻子女，我們還有「混血兒」這個詞。然而這些父母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的年輕人如果在生活中說自己是「混血兒」，卻經常會受到質疑，社會對「混血兒」預設的形象，就是金髮藍眼白皮膚。這反映出的是台灣在不同歷史階段與不同外國的互動方式。「混血兒」反映的是當年美軍在台灣的歷史，「新二代」則是過去20多年來中國、東南亞母親在台灣生下的孩子。
我之前寫《拚教養》時，就遇到一些勞工階級的新移民母親。那是2011到2016左右，一些東南亞的媽媽會說，「以前啊，我婆婆、我先生都不准我教印尼文、教越南文，但突然政府說現在小孩學這個語言，將來就可以去東南亞賺大錢。」我覺得很有意思，南向政策居然帶動了社會觀感180度的轉變。
另一方面，我們在教學現場也碰到愈來愈多類似背景的學生。台灣這個跨國婚姻的高峰大概是2003年左右。算一算，他們的小孩現在差不多剛好成年、進入大學。包括這次協助我進行研究的兩位助理也都具有新二代背景。因為這種種因素，讓我想關注這些孩子。雖然大家過去也討論新台灣之子的議題，可是通常都是把他們當作小孩、需要依賴父母。而他們現在其實是成年人了。他們到底怎麼看待自己的身分呢？在這個變動快速的時代，他們又會成為台灣人口中怎麼樣的一群生力軍？
認同不是天生，而是社會脈絡與自我選擇
不管是新台灣之子，或是新二代，都是因為他們有這樣背景的父母，這樣說來，「成為新二代」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嗎？為什麼還要特別指出這一點？
這個「成為」其實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我們的認同往往是被放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位置，比如我研究的這些對象，他們的父母背景、語言文化、在台灣的社經地位可能都不一樣，但卻被放在同一個「跨國婚姻子女」標籤底下。這個位置過去與很多汙名連結，比如台灣人曾經擔心他們是否會學習遲緩、會否對人口素質帶來負面影響、能不能同化成為台灣人；而新南向政策開始後，他們又被賦予一個非常正面的想像，覺得這群人可以帶領台灣資本前往東南亞開疆闢土。可以說，這個認同很多時候其實是「被認同」：我們被放在某個位置，而這個位置則影響了我們怎麼安放自己，以及別人怎麼看待我們。
但，「成為」還有另外一面，就是這些跨國婚姻子女本身也是積極行動者。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還是可以去選擇怎樣去指認自己。書裡可以讀到他們有很多不同的認同策略，有些人可能選擇強調他跟台灣人沒有什麼兩樣；有些人可能擁抱這樣的雙文化認同；有些會彈性地去展演認同。所以我想「成為」有這兩面的意義。
我也想強調，其實不只是他們「成為」新二代，其實我們所有的人也都在「成為」台灣人。台灣人這個認同邊界其實也不斷在變化。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這整個不斷變化的「台灣人」故事的其中一頁。
擁有中國母親的新二代與政治焦慮
想到新二代，大家常想的都是東南亞二代，畢竟他們的正面形象是在新南向政策的脈絡中形成的。所以很多母親來自中國的二代會感到遲疑，覺得好像母親來自東南亞的人才有那些閃亮亮的文化差異去變成資本，而台灣和中國在語言文化上親近性還是比較高，所以表面上看起來他們應該比較沒有同化障礙。可是相較之下，又因為兩岸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反而讓他們的差異變得特別敏感，產生許多焦慮。大家最近應該也常聽到「國安破口」、「洗血統」等說法，這也讓這些擁有中國母親的小孩不但很難享有多元文化紅利，更可能背負地緣政治的汙名，產生很大的壓力。
很多台灣中國二代會傾向用掩飾的方式來處理這個身分認同。一方面他們外表沒什麼差異，再來他們的媽媽只要不出現或不說話，其實也聽不出口音。於是許多人都選擇沒事就不要講，或者只說「我有住過大陸」，用這種方式去淡化移民背景。
另一些人是想辦法讓中國變得不那麼政治，於是他會說「我媽媽是廈門／上海／蘇州來的。」這些城市只是外婆家，不是那個政治的、共產黨的中國。也有人會連結一個全球化的想像，說自己是華人，或者「上海不是中國啊，上海是世界的上海。」但其實他們這些行為，都可以看到他一方面要面對台灣社會對於中國背景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不想切斷這些親人與童年的連結。因此必須找一些方式讓他既能維持情感聯繫，又不會掉進潛在的國安危險標籤。
新南向政策遺漏了誰？
回頭談新南向政策，2016年蔡英文政府開始推行，計畫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外交、經貿連結。這一方面是因為東協國家與市場在這段時間飛速發展，另一方面當然也是因為有一些地緣政治考量，比如希望降低台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等等。於是，這些東南亞的新移民、新二代，成了意外的受惠者。政策本身雖不是為了他們的福利而制定，但卻忽然讓他們的背景被重視。像現在各大學都有一些指標是連結到新二代的，與新二代相關的活動、福利、獎學金、甚至特殊入學管道，移民署和教育部也會有一些計畫，鼓勵他們申請資源、與母親的母國建立更多連結。
這個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我也覺得我們確實應該要跟東南亞進行更多交流。但是實際上，我們對東南亞真的很不認識，而很多政策又只想快速看到成績，結果變成短線補助或大拜拜。更何況這些新移民子女，小時候面對的是一個強調同化、甚至懷疑他們背景的環境，根本不被鼓勵學習母親的語言和文化。現在突然面臨大翻轉，大家覺得他的越南語、印尼語很流利，可以帶大家去東南亞賺錢，他自己可能也很錯愕。所以很多新二代雖然很高興自己獲得了新的機會，有可能向上流動，但也會帶來一些自我懷疑：我從特殊管道入學，是不是表示我不像其他同學一樣有能力？我其實不會講母親的語言，我是不是文化上的冒牌貨？我這樣「夠新二代」嗎？
有一位受訪者說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他說對他們來說，新南向政策很像一座燈塔，而大多數的移民子女是在很深很黑的海裡，浮浮沉沉。因為很多新二代面對的限制不只是移民背景，更是社經地位，特別家庭的經濟資源有限。燈塔的光芒讓他們可以看到岸在哪裡，然後拚命地游過去。
通常可以拿到資源的都是教育程度還不錯的。比方說念國立大學的人，就比較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為新二代量身訂做的身分紅利。可是他也觀察到，其實有很多拿到這些資源的人，都是已經「上岸」的人：比如爸爸可能是台商、台幹，本身就是中產階級的小孩，當然更容易被看見。但真正最多的，是那些還在海裡的人，他們可能根本沒有念大學，根本接觸不到這些資源。明明最需要幫助，卻看不到燈塔的光芒在哪裡。
我自己覺得，現有的資源分布確實太過集中，比如都落在國立大學或都會區。我們訪談中那些念私立大學的、在鄉下讀國高中的，就完全沒有聽過這些東西。但他們可能是人數最多的一群。你可以想像，如果你是公務員，要趕快在很短的時間內達成目標，那當然是挑比較容易找到的人，成績已經很好的，符合大家想像的。相對那些載浮載沉、不知道他在哪裡的人，雖然更需要幫助，可是又很難觸及。這是一個滿大的挑戰。
還有，台灣的新二代絕大多數都是在台灣出生長大，但另外有一群人，我們稱作「銜轉生」，學術上會稱呼「1.5代」。他們可能是在國外出生，父親在國外工作，到了一定的年齡才搬來台灣；或者雖然在台灣出生但父母離異，母親把他帶回本國，後來又因為想追求更好教育或工作而讓他到台灣與爸爸團聚。還有一些可能是母親前一段婚姻的小孩，後來透過收養或依親等方式來到台灣。大家可以想像，他們面臨的困難其實是更明顯的。比如語言障礙，以及教育文化上的適應。
想一想，新南向政策希望我們與東南亞建立連結，其實這些小孩才是對東南亞最熟的啊！他們真的在當地居住生活過，語言文化也更熟悉，他們才是真的「南向小尖兵」吧？可是我們的政策卻經常沒有覆蓋到這群人，甚至很多定義也不包含他們。台灣內政部目前對新移民子女的定義是：出生時父母一方是外國人、一方是台灣公民。所以如果你是東南亞母親在原本國家生的小孩、被母親後來的台灣配偶收養，其實就不符合定義。剛剛那些多元文化的經費，你都沒辦法申請。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面對新二代，你可以思考的3件事
台灣人是一個很特別的群體。我們面對複雜的歷史，在不同階段，「誰是台灣人」的定義可能都不一樣。過去20年來，不管是透過結婚、工作來台的這群新移民，以及他們的後代，都是這個不斷擴充的「台灣人」的一部分。
現在對新移民的子女來說是很好的時機，但對台灣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時機。有這麼多人帶進了文化活水，讓台灣的文化地景變得更豐富。台灣人的界線可以不斷往外擴充。但是在台灣，中國二代的經驗可能就不是這樣。因為地緣政治甚至現在的戰爭陰影，界線反而可能是逐漸在緊縮，或者是面臨很多政治和意識形態檢查的。
如果說台灣人可以怎麼看待新二代，我覺得首先，不要把他們看成是可憐的受害者，而是看到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韌性。很多受訪者都提到，他們經常被問「你有沒有被霸凌或歧視過？」或是考上國立大學的新二代，被大家覺得「哇，你看他好可憐，還能翻轉人生！」讓他們覺得好像自己得去展示可憐才能獲得資源。
第二是，不要再把他們化約為一個簡單的身分標籤，而是要看到他們是一個立體的人。這意味著說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認同，每個人都有差異，可以選擇不一樣的方式去認同自己。比如有些老師是好意要給他資源，卻沒有想到對這個孩子來說，這反而可能是一個標籤化的過程。
第三是我們怎麼看待文化這件事。我們現在都很肯定多元文化，但對於文化的想像經常還是停留在非常表面的活動，叫新住民穿國服煮菜之類。但其實文化是活生生的，是持續創造的，也是不斷混雜的。很多訪談中新二代提到，他們最討厭人家聽到他媽媽是越南人，就說那你講兩句越南文來聽聽。好像他有這個背景就得有這種能力，而若是講不好，更可能被質疑「你這樣算什麼越南人？」反而讓他們很有壓力。我們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能都犯這類小小的「微歧視」錯誤。我們要去理解不同人群間的差異，也要避免把文化過度化約成某種本質性、不變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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