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八尺門的辯護人》的觀眾，應該都對劇中印尼看護莉娜這個角色印象深刻。她為犯下殺人案的同鄉阿布都翻譯，情節讓人感動，也讓我們好奇：當台灣的外籍移工碰上司法案件時，幫助他們溝通、翻譯的，都是哪些人呢？
《獨立評論@闖天下》第59集，邀請的是越南語司法通譯羅漪文。她出生於越南西貢，13歲跟著父母移居台北。她最近的新書《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獲得第24屆台北文學獎年金類首獎。身為越南華裔，她的家族走過越戰、黑戶、打零工等複雜經歷，這也讓她在成為司法通譯時，面對移民工們非法工作、偷渡、逾期居留等違法情況，能有更多的理解。
因緣際會成為司法通譯
我自己是念中文系的，以前對自己的想像，就是成為一個中文老師。身為移民，我會講越南語，只是平常很少用，只有在一些移民鄰居有需求時幫忙他們，但並沒有特別想要用自己的越南語能力做什麼。
後來我遇到製片游惠貞老師，她建議我要不要拍部紀錄片？用自己的越南背景，去看看這些移民社群的生活。我之前在《四方報》工作過，曾經與越南移民工有接觸，覺得有這個機會也好。因為這樣，我與另一位曾在《四方報》當志工的朋友聊起來，偶然得知除了一般的語言翻譯之外，還有司法翻譯這個工作。想想也是嘛，因為移民工來台灣工作，一定會有人碰到法律問題，需要比較專業的翻譯。
要成為司法通譯，需要先經過紮實的36小時訓練課程，內容包括各種法律知識、訴訟流程的知識，有口譯老師來教導口譯的技巧，最後要經過筆試、口試，翻譯內容還會錄音下來給另一個老師聽，判斷翻譯的正確度。我本來沒有想自己當通譯，只想跟著大家上上課，看看這是怎麼回事，然後拍成紀錄片就好。但上了課之後，發現偵查是不公開的，都沒辦法拍；到了法院階段雖然公開了，但也不能錄音錄影，連作筆記都要法官同意。所以一開始的紀錄片計畫就行不通了。
既然不能拍，那就換一條路，從紀錄片轉向劇情片。我決定改成寫個劇情片的劇本。不過要寫劇本總得有些實務經驗，好吧！我就開始當通譯了。
通譯第一守則：不可以和當事人有私下關係
做通譯時，我把自己定位在一個「替代人力」的角色，其他姐姐妹妹不要的案子，我再來接。因為其他的翻譯者多半是有家庭的新住民，那種三更半夜需要緊急支援的案件，她們沒辦法出門，我就是在這種時候來接手。
我們上課時老師耳提面命，當通譯的第一守則，就是不可以跟當事人建立任何關係。就像說在等偵訊，看到當事人迎面而來，你都要想辦法避開，不可以跟他們聊天。進入通譯階段，也要先請示現場，明確告訴他們，我只能跟你說工作上的事情，其他都不可以。
不過對移工來說，看到有人可以講他們的母語，又是同胞，多半都會對我們有更多期待。比如會拜託我們說，姐姐你可不可以幫我多跟他們講一些好話，讓他們放我出來？但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話可以講啊。有的移工會覺得，通譯也來自越南，應該要幫我們「自己人」，而提出一些要求。我的確親眼看過其他通譯姊妹在現場跟移工吵起來，被認為「你是越南人，怎麼不幫我們？怎麼可以對我那麼兇？」但我比較少碰到這種麻煩，或許因為我是華裔，外表看起來沒有那麼越南吧！他們比較常困惑的問我：你是台灣人嗎？你的越南文怎麼講那麼好？你是越南人嗎？那你是哪裡的越南人？因為我從小在台灣很久了，有時候會穿比較深色的衣服，沒那麼熱帶風情，在現場他們就不太能判斷我的族裔。
疫情期間主動來「自首」的大姐
在我經手過的案件中，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疫情期間，有一位大姐竟然主動來「自首」，承認她是非法工作，讓台灣政府遣送她出去。
那個時候大家巴不得躲起來，為什麼她一個人急匆匆的跑來說要自首？我們幫她作筆錄，原來她買了一塊地給她的小孩，可是她的老公不但外遇，還要打算把那塊地給賣掉。所以她急著要回去阻止這件事情。
我身為通譯，其實很替這位大姐著急。她顯然不知道越南已經封鎖邊境，不會有班機，而且當時也實施了很嚴格的社會距離管控，各省之間的大客車都不可以通行，等於是局部封城了。台灣這邊當然是要配合越南的政策，沒有飛機就是回不去。我忍不住念她，你為什麼要在這時候出來自首？你知道你自首了之後，一時沒有飛機可以出去，但這整段時間你在台灣也不能再工作了，只能枯等。那你沒有收入，怎麼生活？而且排隊等飛機要那麼久，那塊地早就被賣了吧？
但她說我不管，我就是要回越南。最後我也沒辦法多說什麼，畢竟人家都來自首，我總不能叫她把筆錄撕掉回去繼續工作，當作沒這件事。現在有時候我還是會想到這位大姐，可惜不記得她的名字，否則大概會去查查，看她到底回去了沒。
來台灣從事特種行業的妹妹們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是，我看過警察和專警隊去掃蕩龍山寺那邊的特種行業，第一次看到有那麼多漂亮的小女生來台灣做性工作。我很想找到她們被人口販運的證據，但她們都很有默契的否認，說自己是拿觀光簽證自願過來的。我也不知道她們真的是自願的，還是擔心如果講了實話，在故鄉的家人會有麻煩，會被人蛇集團裡面的人騷擾？
那些都是很漂亮的女孩子，跟我的學生差不多年紀。這樣的小女生不是應該要念大學嗎？不是應該要去跟男朋友約會嗎？但她們從下午4點開始接客，一直接到天亮，整夜不睡，月經來就吃停經藥。這樣瘋狂的賺錢，累積得非常快。問她們要這麼多錢做什麼？她們就說因為爸爸生病，要醫藥費。在深夜的問訊裡，我總是非常感嘆。
雖然我有很多想問的，但在那個場合，其實也沒辦法問她們通譯內容之外的其他問題。警察去掃蕩一次，通常會抓到很多人，有越南的，有泰國的，有印尼的，現場大家都非常忙碌，因為現行犯必須要在24小時內移送，通譯們基本上就是馬拉松式的在做筆錄。我只能等結束之後跟專情人員打聽。
我們最想知道的當然是人口販運的事情，但這很困難，她們不知道人口販運的意義。我們只能找一些證據，比如他們有沒有剝削你？有沒有剋扣你的勞動薪資？有沒有限制你出門？你出去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派人跟蹤？有沒有餵藥？如果有那些證據才可能說有人口販運。
我書中有寫到一個故事，說我在偵訊前聽到幾個移工在偷偷聊天，有人講自己已經來兩個月了、身上有多少錢，但一開始偵訊，說的卻是自己才第一天去工地觀摩就被抓到。不過這種我是不會特別翻譯的，因為我翻的就是偵訊正式啟動之後的內容。他們前面的閒聊，甚至被允許打電話時提到的內容，很常是跟做筆錄時完全不同的。移工理所當然地覺得我不會當「抓耙子」，就在我面前講，我也默默地聽。反正這個跟性命無關的訊息，我覺得我沒必要介入。
而且，其實執法人員也完全知道所謂「我才工作兩天」這件事，是他們社群間流傳的網路教學，被抓到的標準答案。警察也很無奈，也都知道那不是真的。
有情有義的逃跑移工
我們一般想像移工逃跑，大概就是碰到不好的老闆。的確大多數人是嫌棄原來的工作不夠好，或是老闆吝嗇，所以才逃出來。但出來了之後，可能因為外面工作不穩定，反而特別珍惜願意善待他們的老闆，以至於被抓的時候會拒絕承認，以免讓老闆跟著受罰。
有次我碰到一個男生，剛來台灣時當廠工，薪水大概2萬多，跟預期不符，他就逃跑了。但可能他語言不通，體格也不夠壯，一直找不到比較好的工作。最後他去到一家豆漿店做大夜班，凌晨3點多要起來磨豆漿、煮豆漿、備小籠包的料什麼的，到天亮開始賣，大概10點下班回家睡覺，然後晚上再來。那老闆讓他有地方睡，店裡豆漿小籠包任他吃，給他月薪4萬多，他就覺得非常滿意，有這麼多錢還包吃包住，又讓他學到這麼多做小籠包的知識，他還想要回越南開小籠包店。
他生活很低調，都是晚上出去，白天完全不敢出門，但結果還是被查到。他覺得一定是有人告密，不然誰知道他在那裡？偵訊過程中他就非常擔心，這樣老闆會被罰，怎麼辦？移民署的人還安慰他說沒關係，你老闆已經被抓第二次了啦。可能做早餐這個行業真的非常缺工，尤其是願意三更半夜不睡覺磨豆漿的台灣年輕人很少。這個男生很配合地都講完了之後，問我們：那我現在被抓了，我會被送回去對不對？那我可不可以在被送回去之前讓我具保外出？我問他要出去幹嘛，他說要去幫他老闆訓練新人。因為磨豆漿需要技術，要有人教，「老闆太忙了，我得幫他。」真的是很有情有義。但那時疫情還沒有很嚴重，被抓到就直接進收容所了，所以最後還是沒有讓他出去。
所以我不覺得逃跑外勞是犯罪者，他們只是想要換好的工作。可是因為我們的法令非常嚴格，你的簽證和工作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必須彼此符合，要換工作會給你3個月的緩衝，可是有些仲介並不願意幫你辦。特別疫情期間，換工廠其實滿難的，有些工廠根本沒有訂單，可是外面遍地缺工，到處都需要人。他們只是想要賺錢而已。
身為「小移民」的成長經驗
我們家在90年代來台灣。轉學的時候同學會笑說，啊她是坐船來的嗎？我說我才不是呢，我坐飛機。大概是這種小朋友之間的玩笑，可是其實大家不會特別在意，也不會特別關心。那時候也沒有什麼跨國銜轉生輔導計畫、新住民輔導計畫，你來了就想辦法適應。所以我爸媽就很認命地去工作，我跟我妹就乖乖去學校讀書。
我覺得我可能比其他移民家庭的小朋友幸運的是，我都碰到非常好的老師，同學也很好。因為有朋友跟我一起走路回家、和我聊天，我的國語也有進步。可是我們班上有別的移民家庭的小朋友，他們就很受挫，因為會被笑說講話有廣東腔。
我還有一個幸運的地方是，我小時候在越南讀的是一般學校。因為在越南，1975年以後華校都被關閉，華人多半不願意讓小孩去讀越南學校，就算後來開放華校，那也比較像語文補習班，裡面只有國文，其他科目都沒有。但我爸爸認為，讀書不只是學語文，還有數學、生物、化學、物理什麼的。所以我在越南是正式的從一年級讀到六年級，來台灣念國中後，可能一開始腦子裡要把國語翻譯成越南文來理解，但其他科目基本上銜接沒有問題。其他沒有讀過越南學校的小朋友就很辛苦。
我當初替《四方報》做翻譯，那是一個很奇妙的經驗。因為我是來自南越，和這些北越來的移工，在越南時其實是不太可能接觸的。畢竟1975年以後，北越統一南越，尤其是對華裔有很多資產清算的政策，所以我們華裔不太喜歡北越的人，在台灣剛碰到北越移工的時候，我甚至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要怎麼跟他們講話。可是到現在，我覺得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了。歷史恩怨是歷史恩怨，我也是戰後才出生的，他們現在就是需要我幫忙的人，那我就幫吧。
台灣的移工環境正在變好
身為司法通譯，是不可以透露案情的，所以我的書當然不會寫到太多。不過如果案件結束時上法院的判決書資料庫去搜尋，會發現當事人的資料和犯案過程簡直鉅細靡遺的都公開出來。外籍勞工在做筆錄時，回答內容經常超過執法人員的提問。比如他們很容易一邊回答問題一邊訴苦，有些心軟的執法人員就在筆錄上簡單帶過，或者提醒他不要再講了，說重點就好。可是這些額外的跟案情無關的傾訴，就變成我寫書的素材。
我之所以想把這些寫下來，或許因為我就是一個念文學的人，我沒有能力像一些NGO組織、社會運動家或學者那樣，從結構的面向去討論這個問題。但我可以用一個像是補白的方式，去提供關於人的細節，讓大家看到其實他們也是人。他們想賺錢、很活潑、有時有自己的心機和算計，只要讓他們有工作、公平的付錢，那大家其實就相安無事。
早期的台灣社會對移民工有一種疏離，覺得跟自己無關，覺得會出國來打工的人一定很窮。可是這10年來，可能人口老化越來越嚴重，大家開始改變。當然這也是有很多人在致力改善。我在我媽媽開的東南亞雜貨店招呼客人，也同時當司法通譯，因此能從這兩個方面看到台灣是如何在面對外籍移工。我認為，至少台北已經有很多家庭意識到外籍勞工的重要，很多雇主對家裡的幫傭或看護非常友善，會帶他們到我媽的店裡去購物，態度也很客氣。
之前我碰過兩位原住民姐姐，在台北工作，聘了印尼看護在原鄉部落照顧家裡的公婆爸媽。部落裡沒有東南亞雜貨，她們就會定期來我們店裡採購，拿手機直播給移工看：「你要的是這個香皂嗎？要幾個？要哪種醬油？」一次買一大箱東西郵寄回去。這種友善越來越明顯。這幾年的南向政策、供應鏈轉移也有關係，很多台灣人開始意識到東南亞的重要性，越來越多人跑去越南或泰國旅行，也漸漸開始比較能溝通，跟以前那種恐懼的態度很不一樣。整體而言，台灣對移民工的態度是有在慢慢改善的。這總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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