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響，外籍家庭看護工越來越難聘僱，很多人感嘆，現在有錢也請不到看護工。
《獨立評論@闖天下》第30集Podcast，專訪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秘書長黃姿華。她分享，台灣的長照政策缺乏公共性，這不僅導致長照人力供不應求，更嚴重壓縮看護工的基本權益。
台灣將在2050年邁入超高齡化社會，如果未來不想再面臨缺工窘境，長照政策可以怎麼幫忙？改善看護工的勞動條件，長照家庭就一定受到衝擊嗎？
有錢卻不願意花在長照上
當我們不斷倡議，家庭看護工的勞動權益要提升，就會聽到這樣的說法：「移工要更好的勞動條件，就是在對長照家庭不利！」「重度障礙的家庭怎麼辦？」「付不起薪水的中低收入家庭呢？」
根據我的接觸，大部分家庭不是沒辦法負擔，而是不想花錢在長照上。我覺得有點唏噓，假設今天投資育兒，還可以看到孩子學習成長。可是，無論投資多少錢在長照，都無法避免老人走向衰亡，大家當然不願意花這麼多錢。
家庭看護工目前提供「一對一的高密度照護」，相對安養院或公共居家服務的「集中式照顧」，家庭看護工更便宜。
就拿計程車和大眾運輸比喻，如果今天計程車的車資，比大眾運輸便宜，我們就會選擇坐計程車。這也導致大部分家庭需要長照服務時，第一時間就想聘僱更便宜的外籍看護工。可惜在台灣長照脈絡下，「聘僱家庭看護工」和「使用長照服務」，是兩條平行雙軌。
台灣的長照政策缺乏公共性。政府有長照2.0的居家服務、機構式的照顧服務，但如果聘僱家庭看護移工，這些服務都會被限縮使用，甚至不能使用。
我們一直強調，照顧的責任，不該由個別長照家庭全權承擔。長照要有一定的公共性，才能保障所有人，獲得基本品質的照護服務。我認為，政府應該統計，無法承擔合理聘僱條件的家庭有多少？怎麼樣的制度，才不會增加長照家庭的負擔？
多年來，看護工的薪資都未調漲，直到2022年8月開始，看護工的薪資從每月1萬7千元，提升至2萬元，如果你是身心障礙補助戶或中低收入戶，政府每個月將補貼3千元，為期3年。這方案顯示，政府在提高移工的勞動權益之餘，也可以緩衝這些長照家庭的衝擊。
為什麼疫情造成台灣大缺工？
疫情期間，如果你想聘請一位家庭看護工，就算每月出價2萬3千元，也未必找到人。各國國境做很多管制，從國外引進看護工的成本提高，加上台灣一度禁止移工來台，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雇主間互相出價競爭，聘請看護工。
如今找雇主的移工很多、找移工的雇主也多，但兩方卻沒有合在一塊。移工的聘僱市場長期由仲介主導，雇主不知去哪邊找人，和仲介問了很久，仲介都說：「沒工、沒工」。
可是，工在別家仲介手上，仲介間壁壘分明，他們都不希望自己引進的移工，無償轉換給另外一個仲介。這些市場的潛規則，都讓工人無法流動。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長期推廣「直接聘僱移工」，鼓勵雇主不用透過仲介，直接聘僱移工。我們的成員，都是在台的家庭看護工，主要做政策倡議，希望看護工的勞動權益，可以獲得保障。
但現實情況是，即便雇主願意出到3萬元，移工還是更願意到工廠工作。看護工相對廠工，缺少競爭力。相同的薪資，移工在工廠會有休假日、勞基法保障，但看護工不適用勞基法，就算連續工作365天，雇主都不會有罰則。
台灣政府遲遲沒有立法保護家庭看護工的勞動權益。目前各國政府和台灣協商，擬訂一份「定型化契約」。可是，這畢竟不是法令，儘管裡頭規範休假、薪資等勞動條件，但當雇主違反契約，我們卻沒有任何政策工具，要求雇主遵守。
當長照不再是愛的勞動
除了沒有固定休假，看護工住家式的工作環境，也造成工作和休息時間模糊。雇主覺得，在家工作好像很輕鬆，但移工卻很累。他們大多睡在被照護者身旁，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待命。把他們放在同個空間作息，不僅喪失個人隱私，連壓力都沒辦法釋放。
過去這些家務勞動，很多都由媽媽、媳婦、女兒承擔。當婦女走出家門工作，外籍看護工來到台灣，填補女性的勞動空缺。很多雇主覺得，移工做這麼輕鬆的工作，都要領薪水了，你們還要爭取什麼權益？
這也反映，家務勞動長久以來，不被視為一種工作。家務勞動不像企業會創造利潤，所以雇主不可能給移工更好的待遇，這讓移工和雇主，成為一種彼此踩踏的關係。
身為雇主，你可以怎麼做？
有些雇主會說，看護工來台灣久了就變「油條」，常常想放假。我會告訴他們，當初老人家還沒有失智，陪伴起來相對輕鬆，可是老人家狀況越來越嚴重，可能晚上都不睡覺，看護工的照顧壓力越來越大，如果是你，也想爭取多些時間休息吧？
這些照顧能量，不能光從看護工身上榨出來。如今我們能使用的資源，就是那麼有限，更大的問題出在長照政策上。
面對看護工的要求時，不用覺得她被帶壞、她變「油條」了，僱主可以把自己當成移工的後盾。如何找到公共資源、善用政府的喘息服務，或自費增加一些服務進場，這些都是可能的方案。
比起壓榨移工，或許雇主更應該思考，台灣長照政策能不能符合我們養生送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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