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當個普通人，或許沒什麼好驕傲的，若不是出類拔萃的成績，甚至不值得一提。但在瑞典，他們卻不是這樣想的⋯⋯
《獨立評論@闖天下》第27集Podcast，專訪瑞典達拉納大學（Dalarna University）中文講師吳媛媛。成長在「愛戰學歷」的台灣社會，當她長居瑞典後，不斷受到文化衝擊，因而累積了細膩的生活觀察。
當所有台灣人相信「愛拚才會贏」、「有錢才會幸福」時，吳媛媛告訴大家，為什麼在瑞典當個普通人也能很自豪？
當個普通人也很自豪
在一次家庭聚會中，有位10歲的瑞典小女孩驕傲地告訴大家，「我的成績是全班平均！」當下，我第一反應是，「才平均有什麼好驕傲的？」
在國外生活，有些時刻猶如當頭棒喝，究竟是怎麼樣的文化和成長經歷，讓我自然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是非常典型在台灣社會成長的孩子。從小在中華文化和儒家社會薰陶下，我進門就懂得叫人，會從稱謂、排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遇到每個人，第一直覺就想知道，他的學歷是什麼？
台灣親戚常比較收入、車子、房子、成績。大家對於孩子就讀哪個科系、排名第幾的消息都非常敏感；台灣書店的暢銷排行榜，常常都是《富爸爸窮爸爸》這類的書。
可是，當我走進瑞典書店，看不到一本教你怎麼成功、怎麼致富的書。他們對排名不是非常在意，比如我先生非常喜歡某位教授，所以特別跑到瑞典北方的大學就讀歷史系。他們不一定要唸最好的大學，關鍵是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
你或許會問，難道瑞典人那麼與世無爭嗎？其實他們也會比較，只是比較的重點，和台灣不太一樣。他們會說：「我不吃肉，我是素食主義者」、「我的車子是電動的，我不用汽油」。
瑞典對於幸福的定義比較寬廣。就算沒有得到高收入、過上奢華生活，他們還是可以從其他方面獲得自尊和幸福感。
瑞典與台灣教育上的差異
台灣想到西方文化，直覺認為他們是很極端的個人主義。瑞典社會的確常說「每個人都不一樣」，但他們也非常重視群體生活。他們不要求學生尊師重道，但會教導小孩：「如果別人以相同方式對待你，你的感受是什麼？」這讓小孩更能同理，順暢和他人交流。
我的兒子旺來今年6歲，在瑞典上預備班。預備班很重視孩子怎麼融入團體和社會。學科上的重點，更多是用語言去表達。比如數學課不是學1+1=2，而是不斷描述，這幾個東西是什麼形狀？它的位置在哪裡？它的邏輯怎麼樣？
這次我從瑞典回來台灣，帶著旺來體驗這邊的幼稚園，剛開始只想讓他學中文，卻意外變成一種社會實驗。旺來和我說，他們每天一直在學習，一直寫ㄅㄆㄇㄈ。我必須和老師溝通，他在台灣有些語言障礙，如果跟不上，或沒有興趣也沒關係。
旺來在瑞典的成長環境，真的和我不太一樣。當年我在台灣讀書，常看到反覆重演的劇情：父母明知道孩子不適合讀書，仍逼他走上白領道路。但在瑞典，白領和藍領差距，沒有台灣那麼極端。如果你念醫科、法律這些傳統薪資高的科系，收入相對較高；但如果你不念大學，從高中累積工作經驗，生涯收入可能也不比白領差。這讓不少瑞典家長和小孩，都可以放鬆下來。
瑞典「以人為本」的生活細節
瑞典也非常注重共同決策。我婆婆告訴我，有間地方圖書館剛落成時，她身為新上任館長，需要決定地板磁磚的顏色。她當時選了比較明亮的白色磁磚。隔天，圖書館清潔工友劈頭就問她，「妳知道白色磁磚有多難清理嗎？為什麼在決定之前，沒跟負責清潔的團隊討論呢？如果以後清潔白色磁磚需要用到更多資源，就由妳負責。」工友說完，轉身就甩門離開。
我婆婆是新官上任，一開始沒注意共同決策的重要性。事後雖然來不及更換磁磚的顏色，但她將這件事銘記在心──不管遇到大小事，都要和利害關係人討論。
在瑞典生活，還有幾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有次我到戶外菜市場買菜。我問老闆：「這種菜現在沒有了，下禮拜還會再來嗎？」
老闆：「不一定呢，如果下禮拜溫度太低的話，我們就不會開市。」我：「喔對，如果溫度太低，蔬菜都會凍壞了。」
老闆：「不是，我們工會決定，如果溫度太低，是不適合人出來工作的。」
另一個例子是，航空公司規定，我可以攜帶兩件23公斤、總計46公斤的行李上飛機。反正沒超過重量上限，我就打包一件40公斤的行李，不必分兩件，飛機容量應該可以承載吧？後來經過解釋，我才知道，如果工作人員搬運一件40公斤的行李，長久下來會對身體造成很大傷害，所以航空公司才設計出單件23公斤的規定。
這些規定並不是因為老闆特別佛心，而是透過工會長期的爭取，這也顯現瑞典社會「以人為本」的精神。我很感慨，為什麼我只想著蔬菜會不會凍壞？飛機容量能不能承載？都沒想到這背後工作的人。
戴上階級眼鏡，用左派觀點思考生活
這些年，我一直思考，該怎麼樣透過書寫，呈現左派在瑞典的生活。我在《獨立評論@天下》的專欄名稱，就叫「新時代的好左派」。我認為，瑞典和台灣的差異，關鍵原因是──瑞典社會的左派意識比較濃厚。
也許很多台灣人聽到左派，會先想到很邪惡、很專制的共產主義，或認為左派就是左膠，談的都是女權，種族主義議題。其實，左派沒有很深難，它只是不斷思考「階級」兩字。「左派」和「階級」是如此基本和緊密，但它在台灣很常被斷開。
我希望透過瑞典較生活化的例子，讓讀者戴上階級眼鏡，用比較左派的意識，看待生活中的各種現象。究竟社會有哪些習以為常的規則，不斷牽制我們、不斷要求我們必須成為某種階級，才值得過某種生活？唯有不斷思考左派，修改社會主義，讓他們用一種溫和的方式，和資本主義溝通、運作，才能讓每個階級，都能有自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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