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素質低劣的「新台灣之子」，搖身一變成「新南向尖兵」，象徵台灣社會的進步？還是利用新二代的偽善？
《獨立評論@闖天下》第10集Podcast，專訪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夏曉鵑。早在移民署還沒成立前，還是學生的她，因為做田野而踏入農村，首創「外籍新娘識字班」，更組織「南洋台灣姊妹會」，讓新住民從學中文開始培力，一步步從被幫助者，成為助人者。
我不覺得「新南向政策」代表國家進步，它只是落實台灣社會一直以來的偽善。
有一群孩子，小時候不叫新二代，而是「新台灣之子」──他們連結的意義是「發展遲緩」、「人口素質很差」。人口素質為什麼很差？因為身為「外籍新娘」的媽媽很差，孩子不被鼓勵說母語，媽媽甚至怕自己會把小孩教壞。
當這群孩子大批入學後，甚至引起教育部和全體社會的焦慮，政府展開一系列「提升素質」的矯正措施。然而，2016年蔡英文提出「新南向政策」後，這群小孩突然被要求成為「新南向尖兵」，被假設他們都擁有母親的語言和跨文化能力，這不是很荒謬嗎？
有位新二代，真實點出這種狀況：「以前說我們很弱勢，現在說我們很優勢，這個國家真有事。」新住民姐妹也說：「我覺得這個國家非常虛偽。」
這樣的虛偽是可怕的。有些新二代認為，這個身份擁有很多資源，但他們不知道過去的歷史。台灣並沒有做到「新住民轉型正義」，如今卻標榜自己多麼進步多元，假裝不好的政策和社會氛圍都不存在。這給後代做了非常不好的示範，原來做錯事不需反悔、不需道歉，還要說：「你看我對你多好，應該好好感激我。」就這樣彌平對所有人造成的傷害。
新二代現在有機會可以重新學習媽媽的語言和文化，都算幸運的。當年，許多新住民離婚後，若還沒有取得永久居住權，就會被政府遣返回母國。過去不當的政策，造成有些小孩被迫和媽媽分離。即便媽媽不是故意拋棄，但夫妻離婚沒好話，家人可能會說「媽媽不要你了」，小孩因此懷恨在心，就這樣和媽媽斷了聯繫。
如今的東南亞文化只是表象，新住民、新二代被當成花瓶，穿得漂漂亮亮上台表演。只因我們要和中國競爭，要和南向國家結盟，就利用這些新住民、新二代？他們具有東南亞背景，就必須唱歌跳舞、做些文化傳承工作嗎？難道他們不能當醫生、當木工、當鐵工嗎？
我們還是把新住民、新二代放在我們以為的框架中。他們沒有成為「主體」，而被當成「物品」，喪失真正的空間和條件為自己發聲。
新住民開始學中文，走出被禁錮的家戶
當年我接觸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有個很深刻的感受──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很不對等。主流學術圈把被研究者當成「物體」，成就自己的學術地位，我清楚告訴自己，不能把人用完就丟。
90年初，我在高雄美濃農村，參與一項農村調查計劃，研究過程中發現，怎麼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到東南亞娶太太？我很快接觸這群農村青壯年，還有當年被稱為「外籍新娘」的姐妹們。
這群姐妹最立即的困擾，就是不會說中文。她們來自印尼客家農村，可以用客家話溝通。於是，我約幾位認識的印尼姐妹到我住的地方，類似私塾般，透過客家話教中文。
後來「美濃愛鄉協進會」覺得，好像可以辦更大規模的中文班。我們決定對外招生，開辦全台第一間「外籍新娘識字班」。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次開班來了40多人，她們都來自印尼，來台灣已經2~3年，甚至都生小孩了，彼此卻不認識。
她們語言不通，嫁來台灣後又在個別家戶裡，很難走出去──不見得家人不准她們出去，而是台灣是個非常重視文字的社會，她們偶爾可以出門買菜，可是想匯錢、寄信給遠方家人，都需要依賴先生，才能外出活動。
媒體也成為製造刻板印象的幫兇
過往媒體對於「外籍新娘」的負面報導很多，說她們假結婚真賣淫、被家暴而逃跑，她們給世人的形象永遠是遮著臉，感覺很羞愧。
「外籍新娘識字班」是全台首創，媒體對這個題目很有興趣，但往往重複過去的負面報導，我們說了和主流媒體不一樣的觀點，那些話都會被刪掉。這些報導對姐妹而言，是一再的傷害。
那怎麼辦？當時新住民不敢走出來，也不敢接受訪問，因為信任我們，才答應接受媒體採訪，我們有責任嚴格把關。如果媒體要採訪，必須先交訪綱，刊登前要給我們看過，確保姐妹的話沒被誤解。很多媒體覺得麻煩，但採訪本來就是兩廂情願，如果不答應這些條件，我們可能沒辦法配合採訪。
有些媒體滿口說：「好啊，妳說什麼都好。」但訪綱一直沒寄過來。我想可能放棄了吧？一開始也不以為意，直到有天碰到一位志工。
志工：「訪問的東西出來沒？」
我：「我沒有答應啊，我還在等他的計畫書。」
志工：「他已經拍了耶。」
我很納悶，怎麼會這樣？打電話給那位記者，他很生氣，一直說我從中作梗，要掛電話。
我找他們的主管，主管說：「妳又不是新住民的父母，憑什麼幫她們做決定？如果要抗議，叫她們自己打電話給我。」
我：「你這樣有一點欺負人！他們就是不敢說、不知道怎麼說，才請我轉告。你們這樣的態度，和媒體標榜為弱勢發聲的理念，似乎不太一樣。」
主管：「什麼叫弱勢？你以為妳是她爸媽嗎？」
那位主管把電話掛了。這是最糟糕的採訪經驗，類似狀況還發生過幾次。
從被代言到主動發聲，在生活細節中累積能量
當時有些新住民法規問題，朋友問：「妳要不要開個記者會？請新住民講講話，再請立委站台，這件事情可能會有些改變。」這做法似乎比較快，我有點心動，可是女性主義非常強調主體發聲，如果我幫她們代言，究竟誰才是主體？那位主管的質問，想起來也有道理：「妳並不是她們的爸媽。」
我想，移民權利不該由別人幫忙代言。
「外籍新娘識字班」的目標，是希望中文作為一種媒介，讓新住民為自己發聲、爭取權益。這是條漫長的路，絕對不是一個中文班可以完成。
我們的課程從姐妹的需求出發，裡頭夾雜非常多討論。比如照顧小孩，究竟哪家兒科比較好？哪間產科醫生有點機車？為什麼他對我們這麼不友善？當時媒體的不當報導，讓姐妹非常生氣。和我抱怨後，我進一步詢問她們，很生氣可以怎麼辦？我們如何改變？一開始，她們都說：「哎呀，我們沒有辦法，我們這個也不會，那個也不會......」後來有位姐妹說，那我們跟媒體說吧！
平面媒體可以投書，但姐妹們不會寫，我們和姐妹溝通：「把妳想說的話，用母語寫出來，我們幫妳改成中文，中文不太順的話，也可以幫妳修。」於是，姐妹的第一篇投稿，就這樣刊登在《中國時報》。
當年有個標案，被比較有名的基金會劫標，姐妹事前經過非常多培訓，心感覺被澆冷水。或許利用社區環保團體的名義投標，看起來不夠專業，才會落選吧？姐妹提議：「為什麼我們不能成立自己的團體呢？」於是，我們開始討論章程、規範、團體名稱......就這樣成立了「南洋台灣姊妹會」。
從很小的事情開始，她們漸漸感受到，自己真的有力量。
新住民是台灣社會的鏡子，照見我們的矛盾
其實，從新住民踏入台灣，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成為我們的鏡子。
台灣社會有很多矛盾，我們歌頌祖先很偉大，標榜自己是多元共榮的社會、卻同時排斥新一代的來台祖，這不是有點精神分裂嗎？新住民這面鏡子，就立在我們面前。鏡子要產生作用，得看我們有沒有把它擦亮擦淨，讓新住民照見我們內在的矛盾，成為更好的自己、更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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