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領袖做為成功典範，都讓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為政權收拾殘局，甚至無力抵抗趨勢的末代領袖，則因悲劇性的失敗者形象經常被世人遺忘。但他們的遭遇，也是歷史給予的珍貴教材，讓人們知道位高權重者的思索和決策，如何產生蕩漾的歷史蝴蝶效應。
台灣曾經在1624至1662年之間，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經歷殖民時期，期間經歷38年、12任長官。雖然本來已經任命第13任長官哈爾門（Harmen Klenck van Odessen），但由於當時鄭成功已經開始攻打荷蘭在台勢力，因此他最後沒有到任。於是，1652年到1662年之間做為台灣長官的揆一（Frederick Coyett），就成為荷蘭勢力在台灣的「末代領袖」。
帶著滿滿期望而來，卻成為人生最大挫敗
揆一出生於貴族家庭，原本在今天比利時與荷蘭交界的布拉邦（Brabant）立足，但日後由於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宗教衝突，為了避禍，家族移居到瑞典，1615年揆一就在斯德哥爾摩出生。成年後的揆一，進入當時布局全球勢力強大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隨即展現自身的能力，30歲就成為高級專員，同時與時任荷蘭台灣長官的卡隆（François Caron）成為連襟，就是跟卡隆的小姨子結婚，藉此很快的被任命為台灣評議會議員，仕途更加順遂。
1647年開始，他兩次擔任日本出島商館的館長，與台灣有密切往來。期間也曾經出任台灣的商務員與兼任副長官，並在1656年成為第12任荷蘭台灣長官。因此，揆一並非在不了解台灣的情況下成為領袖，反而過去就有豐富的在地經驗。但台灣長官的歷程，是他人生最大的挫敗。
揆一到任不到半年，先是遇到颱風導致嚴重經濟損失，在海上又遭遇鄭成功刻意封鎖貿易。揆一為了提昇武力，向荷蘭東印度公司設置在巴達維亞、也就是今日印尼雅加達的總部請求支援，都遭到反對。1661年，鄭成功為了擴充領地登陸台南，之後一路進攻行政中心熱蘭遮城，原先的經濟損失已經讓揆一在對抗上有所困難，過程中又遲遲等不到總部支援，甚至還在圍困期間他還被炒魷魚，最後在圍城9個月之後，只得舉旗投降。
但從官方來看，就是你搞掉公司的重要資產，那個原本能獲得許多經濟利益的台灣！於是揆一的投降被視為犯罪，回到巴達維亞之後，他不僅受到軍事審判，導致財產充公，還一度被判死刑。之後雖然改為終身監禁，但被流放於印尼的孤島，12年之後，才在親友籌款奔走與荷蘭親王威廉三世的特赦下，於1674年回到荷蘭，這也讓他倍感冤屈。
遭遇危機時的強硬手段，帶來更大反彈
回到荷蘭的揆一，在1675年以「C.E.S」的名義出版了《被遺誤的臺灣》。「C.E.S」被認為是「揆一與他的同僚」的縮寫。這本書主要是譴責公司高層的顢頇失職，才耽誤保全台灣的可能性，也藉此為自己平反。揆一也提到自己對鄭成功提出的協議是建立在和平的價值上，「希望從此雙方忘卻戰爭的仇恨」，更感謝鄭成功的不殺之恩，希望後代若有機會再踏上台灣土地，也不會受到刁難。話說，後來在2006年，台灣真的邀請過他的14代後人造訪，並且認識揆一在台灣的軌跡。
由台灣角度看揆一，當然也有不同解讀。他曾經因為當時台灣的反荷活動在多處進行屠殺，而巴達維亞總部其實曾經直接與鄭成功商議，對於鄭成功所說自己是要發展雙邊商業、絕對沒有敵意的說法十分相信。揆一與當時的許多荷蘭高層，就針對傳聞中鄭成功是否會攻打台灣的說法產生意見分歧，最終甚至交惡。這造成壓力山大與神經質的揆一，在台灣內部更採取緊縮政策，不僅堅壁清野、燒毀物資，也逮捕懲罰違抗命令的百姓與地方勢力，造成社會動盪，也讓許多漢人更排斥荷蘭，甚至原先合作的漢人也開始背離。
內部分崩離析、天災、耗盡資源從事防禦建設、外部沒有支援與誤判形勢，這些都讓總部認為揆一已經不適任，導致最終必敗的結果。荷蘭人在台灣其實既有破壞也有建設，但從揆一的末代經歷來看，遭遇治理危機時以強硬手段應對，必然導致更大的反彈，即使是強者也無法扭轉局面。時局的走向，必然出於複合因素，尤其是來自一群人一連串的決策失誤。而當時的每一個決策，也在今天繼續影響著台灣甚至是亞洲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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