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西方兵聖」的普魯士將軍克勞塞維茨（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說過，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會捲入整體社會、經濟與軍事，做為較量的資本。台灣有多元族群與不同政權的更迭，競爭中當然也會寫下戰爭紀錄。
今天台南安平古堡有座石碑，由曾經擔任台南市長的卓高煊題上「安平古堡」四個大字。過去這曾經是屬於濱田彌兵衛的紀念碑。
安平古堡，是明朝與荷蘭的談判結果
濱田彌兵衛是日本江戶時期的船長，駕駛的是由官方許可在海外航行的朱印船，這種船隻因為持有官方蓋上紅色印章認證的文件，因而得名。17世紀，朱印船往來於台灣、菲律賓呂宋與南洋等地進行貿易，當時明朝與日本中止貿易關係，台灣也成為日本與中國商人之間的重要轉運站，簡單來說就是走私，並且從中獲取極大商業利益。
但在1624年，台灣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據點後，局勢開始轉變。最初荷蘭人相中從宋代開始就是重要漁場的澎湖，並且在17世紀初兩度佔領當地，納為東亞航線的據點。但這對明朝來說有如芒刺在背，於是在1624年出動數千名士兵，希望攻下荷蘭人建造的風櫃城堡壘，卻始終無法攻破。但荷蘭人對於被圍城的困境，也有極大壓力，於是雙方各自派出代表談判。
他們找來在日本發展的貿易老手，長袖善舞的商人李旦居中協調。李旦本來就因為在菲律賓的資產被西班牙人佔據而有所埋怨，能幫助西班牙人的對手荷蘭人，長遠來看也是好事。他傳達明朝的想法，告訴荷蘭人：澎湖旁邊有個島，目前不歸我們管，你們轉去那邊發展吧！
於是，荷蘭人就這麼帶著風櫃城的資源，到台灣重新打造據點，來到台南安平，建立了熱蘭遮城，也就是今日的安平古堡。熱蘭遮（Zeelandia）的意思是海陸交界的地方，呈現了往昔台江內海仍存在時的環境特徵。
荷蘭和日本的「經濟之戰」
荷蘭人在台灣繼續以貿易做為戰略佈局，也想在此地與中國商人進行交易，但這就與有著相同需求的日本產生衝突。於是荷蘭人乾脆規定，以後從台灣輸往日本的商品，都要課徵10％出口稅，讓日本這方的成本提高，降低他們的競爭力。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當然會感到不服氣，一來日本對荷蘭進口商品有提供免稅優惠，二來先前在台灣交易不受限，後來的荷蘭反而插手管理，是不講先後順序與情面的無理行為。再者不給幕府認證的朱印船面子，等於不給幕府面子，於是多數日本商人對荷蘭的增稅政策不予理會。荷蘭因此升高制裁手段，甚至當時的荷蘭台灣長官還扣押了長崎富商末次平藏的朱印船，導致衝突加劇。雖然各自都有協調的想法，但最終因為利益盤算而擺出的高姿態，導致溝通未果。
1626年，末次平藏的手下濱田彌兵衛再度來到台灣，他發現荷蘭人對台灣原住民的統治存在許多弊端，於是帶著新港社的長老理加等人前往日本，向末次平藏陳述遭遇，之後又以使節團的名義，與幕府將軍德川家光會面，在獲得幕府的正式支持認可後，成為反擊荷蘭的伏筆。
國際政治角力曝露出的背後利益
1628年，濱田彌兵衛帶著包括上述這群原住民在內的470名人員與大量的武器返回台灣，時任荷蘭台灣總督的彼得納茨（Pieter Nuyts）得知此事，迅速查扣船隻，但這反而讓被扣押的濱田彌兵衛有機會在磋商的會議上挾持納茨，並且綁架他的兒子做為人質。於是荷蘭這方只能同意放行被扣押的貨物，末次平藏也迅速關閉荷蘭人在平戶的商館，讓原本想藉此據點反撲日本的彼得納茨毫無翻轉機會。
最終一連串的失利，讓荷蘭東印度公司蒙受重大經濟損失。彼得納茨被拿來祭旗，先是拔除總督職位，而後交付日本關押，交換荷蘭商館重新開啟。而整個事件中也能看到台灣是如何走入東亞政治舞台，以及新港社原住民、荷蘭和日本之間的三角關係。
這場「經濟之戰」沒有硝煙，而是策略上的彼此攻防，從不同角度可以提出不同詮釋。例如荷蘭面對武裝的日本人，當然必須反制，課稅其實符合國際法規；或者日本看似為台灣原住民發聲，但其實只是把這群人當作工具，好讓他們有名義出兵。這背後的利益本質，就是明朝、荷蘭與日本的國際政治角力，延伸交會在台灣這片土地的結果。而這些進入台灣的外部勢力，也從這塊土地發端，轉動出各自不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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