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戰」一詞形容以非戰爭方式，達到過去傳統流血戰爭能達到或不可能達到的效果，是在現代經濟、科技、文化發展的脈絡下所形成的。一個相當適合「超限戰」的例子，就是中國最近的一連串舉動。
中國自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球大爆發之後，動作頻頻，先是以各種內宣、外宣明示暗示病毒不一定來自中國，同時表示中國抗疫有成、案例逐漸歸零，一步步解除封城；另外也實施「口罩外交」，對外輸出防疫物資，試圖營造大國擔當的形象。除了彰顯自己是強國，對外散播社會主義種子，目的也包括打壓美國、拖垮川普、拉攏其盟國，並特意減少防疫物資對美的輸出，為自己爭取貿易戰的籌碼。
當所有對中國的同情都被當作「舔共」
看完中國在這場疫情中的政治操作，我們可以反思：台灣是否也淪為大外宣的受害者？執政黨在媒體上的報導（包括各國稱讚台灣的防疫成效、甚至各國好像因為台灣而開始反中），以及我們同樣實施的口罩外交，是不是也是種大外宣？
在目前的情況下，任何幫助中國、同情中國的言論和行動，都被視為「舔共」。雖然我們應該譴責中國的作法，但是從我們所接收到的資訊當中，難道都沒有可以質疑的部分嗎？像是之前有女記者提出對台灣確診人數少的懷疑，是否有可能是假象，陳時中則是動怒回應這種提問對檢疫人員不公平，接下來這位女記者便遭到群眾起底和謾罵。但反過來想，我反而認為在台灣的確是容易有大量感染的區域的情況下，這種懷疑是成立的，反而是認為女記者「逆時中」就是無理，才是對她的不公平。
簡言之，我擔心的是：在中立媒體佔少數的情況下，任何在野黨的批判、少數民眾的聲音，都只是淪為網戰的目標。講難聽一點，這和中國對民眾的洗腦宣傳又有何不同呢？
最近中央社報導，高雄政府針對官兵進行疫調，但是有官兵遲遲無法連絡上，所以高雄市政府考慮開罰，但是陳時中卻說「需疫調者為確診者及極可能個案」。然而這標準由誰界定？不正是因為對他們有疑慮，所以才需要接受疫調嗎？如果不祭出開罰警告，那24位官兵會在今天就出面自願接受疫調嗎？
再者，在磐石艦事件發生後，我們一般民眾並不清楚對於這種突發事件的處理方式，也因此很可能對這件事有所抱怨，但中央卻是回應大家不要獵巫、要顧大局，而並未正面回應。然而這並不是因為現在出事所以才事後咎責，而是本來在事件過後就要有所檢討，不是嗎？如果可以表達官方正在釐清程序上的疏失，再來呼籲大家會更好。
閱聽人該如何自救
在傳播學裡，閱聽人會有自己的「事先中介」，意思就是會尋求並接收與自己意見相符合的資訊，簡單來說就是「同溫層」。
以上兩張圖分別是三立和中時的政治新聞排行，可以看出強烈的政治色彩。在三立的新聞裡，熱門文章幾乎都是罷韓等回應藍營的新聞，中時則是一邊替韓國瑜辯護，也會發表執政黨在磐石艦事件處理上的疏失。大部分的人便會尋求和自己想看的新聞相仿的媒體，也才有綠媒、藍媒的區別。
如果要做個聰明的閱聽人，就應該多方吸收資訊，報導就像商品，需要多方參考，沒有比較，就容易看不出缺點，進而形成盲點。我們很難影響每個人心中的想法，但每個閱聽人都必須知道，所有事情都不是只有一個面向，也尊重其他意見的存在，並試著理解。
而除了擁有中立的思考方式之外，閱聽人該如何避免陷入政府的內外宣陷阱呢？舉清明連假爆出遊潮的例子來說，正是因為媒體和官方宣導常常出現「某國稱讚台灣防疫成效」，多數人就忽略疫情尚未結束，很多國家因為掉以輕心而面臨疫情大爆發的困境。除了在疫情還有很多變數的情況下，應該給予示警之外，閱聽人也不要被情緒和氛圍影響。
從中國超限戰來看，我們很清楚中國並非這麼慈悲、美好。但是當局者迷，深受大眾媒體影響的台灣民眾，更應該有理性的批判性思考，多想一下現實面。正因為我們賦予言論自由，沉默螺旋的情況也就越明顯。如果沒有人願意提出質疑、監督執政黨，媒體第四權無法發揮，閱聽人也會活在過於美好的假象之中，陷入民主倒退的危機當中。
（作者為政大傳播學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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