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防疫措施該怎麼做，各家評論不一，但相信多數人都同意，中央防疫工作做得很努力、具專業性、也很有成效，是值得肯定的事。然而，新型冠狀病毒也逼現我們原本「體質不佳」的社會現象、政策問題與教育缺失，當中有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
網路貼文和新聞報導大概最能反映人的素質，其中偏見和歧視是最顯而易見的現象。例如網路流傳「印尼是落後貧窮國家所以沒能力檢疫病毒」、對被隔離的外籍移工「網路直播」攻擊……這一類網民大多對東南亞和台灣的東南亞移工缺少文化理解和同理心。其實，許多網民看風向發言、害怕自己跟別人不一樣，又需要取暖、撿便宜苛刻別人，在沒有疫情之前，「靠網友網路貼文思考」（懶人包）的便宜輕鬆文化，製造出「自己也有想法」的「主體性假象」，這種情況早就存在了，疫情只是再次暴露出這種社會現象。
而我們的傳媒也出現一種反省困境，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已將病毒正名為「新冠狀病毒」，但有些媒體仍然堅持使用「武漢病毒」一詞報導，NCC也並未「糾錯」媒體上的歧視和敵意語言。再加上名嘴們對中央防疫工作繪聲繪影的情緒性批評，只是讓社會大眾對少了理性報導的傳媒更失信心，或更非理性的「被植入」某種情緒性意識，容易讓「專業防疫」變成「敵意防疫」，模糊了中央防疫的主軸。
畢竟，防疫是人類共同要面對的事，不是哪一國哪一族的個別議題，病毒不會有種族仇、不會有階級選擇，更不會奚落調侃，這些反應只是反映台灣的「脆弱理性」。理性批判應該成為台灣的優勢，而不是歧視發言。理性批判需要的是反身性（reflexivity），反身性可以檢核自己行動背後的思考脈絡，可以反思自己情感和理性衝突下的決策行為，產生自我批判的勇氣，然後做出調整。
台灣長期缺乏「反身主體性」（reflexive-subjectivity）的教育，我們的教育需要有更多自主發聲和行動、自我反思和負責、自我檢討和溝通、公平正義和尊重。這些不也是大學教育朗朗上口的教育理念嗎？但看看我們大學的防疫教育，竟然是動員工作人員「幫」大學生量體溫，我們不是該提供體溫計和消毒液在教室門口，讓學生自主檢測和管理嗎？更離譜的是，還有大學動員全校教職員分組排班、每日在校門口量體溫，這種既沒效率又浪費教育資源的防疫措施，實在很難想像我們的大學教育出了多嚴重的「反自主」、「反自我負責」、「弱化學生能力」的問題。從「我可以教你，你要被教」，變成「我可以替你做防疫，你沒有能力自主管理」，疫情逼現的只是這種「反教育」的複製。
如果連大學都無法教育大學生「自主負責」，我們又如何能要求學生反身自省和自我負責？這段期間因疫情而起的各種網路攻擊言論，只是一種「二分主體性」（binary-subjectivity）的結果，我們只從「我的」角度來看「你的」問題，好像問題不是「我的」就是「你的」，這種二分的想法就是源自於「自我與他者」是分開的假設，其實這二者的相互形成，連結既深且廣，自我有內化的他者，也有他者鏡映而構成的自己，「我」是無法單獨成立的，我和你和他既密切又相連，輕易二分你我，也造就了「不是敵人就是朋友」，「不是我的立場就是敵人的立場」，理性批判和建設性意見競合就起不了作用，接著就是情緒性的謾罵和攻擊。
新冠狀病毒逼現的是我們幾十年教育文化欠缺的「反身主體性」，教育界是不是該有點「反身性」檢討一下我們的教育？或許若干年後，台灣可以回歸理性批判，各個領域更具反身性主體，也讓下一代具有自我批判與理性思考的勇氣與主體性。
（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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