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抵擋不住民意的壓力，終於在23日公布了武漢肺炎 （COVID-19）確診案例的地理位置分布圖。指揮官陳時中表示，主要是非特定、未能掌握接觸對象才會公布，重點是要避免醫療體系崩盤。另一個事實是，某些媒體與網路傳言都已經披露相關資料，政府再不將訊息釋出，意義也不大了。
然而，在疫情擴散期間公布受感染者的資訊，對於防範疫情有什麼助益？公眾對於資料的了解要到什麼程度，才是必要的？而所謂的資訊公開透明，和個資及隱私之間，有沒有權利的衝突？
個資報導要詳細到什麼程度？
2月初，台灣有一個確診案例，是一位從武漢前往大連的男性。他在2月2日回到台灣，2月3日發現有感染的症狀，到2月6日確診。
台灣官方對於這個案例所發布的消息，描述非常簡單：「男性個案2019年12月到武漢工作，1月17日自武漢前往遼寧，2月2日自遼寧省大連市返台，3日出現發燒、咳嗽、頭痛等症狀，4日就醫。」僅此而已。
但是大連當地的官方就不是如此了，官方將這位確診個案的背景資料和這些天的行徑，鉅細靡遺地逐一報告出來。這則報導所公佈的個資中，最小單位是「47號樓」（棟），還沒有具體詳細到哪一層哪一戶，但是行蹤卻非常詳細，連搭乘車子的車號、幾點幾分從哪裡搭乘到何處，都清清楚楚。
當地官方單位這樣發布消息的原因，當然是希望有涉足這些場合的民眾可以提高警覺，自我注意。可是另一方面，是不是侵犯的個人的隱私，也造成更大的恐慌？當然，也引來鄉民的猛烈砲火。
就公共衛生和防疫宣導的層面，哪種報導方式比較好？這其中有沒有新聞倫理的考量？
公開病例住哪裡，對社區防疫幫助並不大
在這個案例中，中國媒體得到的資料涉及到個資，媒體可以考量個人的隱私權，斟酌揭露資訊；但是就中國的媒體生態和運作模式而言，這種來自官方所謂的「紅頭文件」幾乎沒有選擇或改寫的空間，也就是新聞專業的考量並不會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被仔細考慮。
關於疫情的報導，中國媒體普遍所呈現的狀況是很二元的：其一是帶有對抗性的報導，例如《財經》在微博上發的發的圖片不斷重複被刪、重發（甚至有新聞從業者自嘲，在中國，所謂新聞價值中的Timeliness就是要「趁刪帖之前趕快看」）；要不就是僅僅當個次級傳播者，把疾控聯防指揮部或衛健委的資料轉貼上去。新聞本身呈現的是地方政府和媒體的一種態度，兩者在體制中呈現合謀之勢。
那麼就地方政府（疾控聯防指揮部）疫情防治的角度來看，揭露這樣的個資，對於防疫工作會有助益嗎？以中國的態勢來說，公佈病例所搭乘的航班、高鐵班次，是可以讓人知曉，有所警覺；但是就社區而言，幾乎是沒有太大的助益。原因很簡單，因為社區管制本身就是最直接的防疫措施，也是一種警示訊號。當時一些疫情相對不嚴重的縣市，已經開始實行部分地區封路和社區進出入管制了，主要的防疫措施直接限制人身自由。確診病例所在的社區如果之前沒有實行進出入管制，在疾控聯防指揮部得知訊息以後也會直接接手，也就不存在「公佈社區名稱」可以讓民眾「提高警覺」這個說法了。
既然「公佈社區名稱」這個做法，對防疫沒有具體的助益，那為什麼要採取這種鉅細靡遺的資訊公布方式？或許最大的意義是可以透過資訊的論述方式，暗暗污名化病毒傳播者的個人或是群體，無論地方政府／媒體是否有意識地這麼做。
被汙名化的病患，成為社會壓力的一個出口
之前曾有學者把「少數壓力理論」（Minority Stress Theory）應用到HIV病患身上，闡述污名化、偏見的心理運作機制；同樣具有傳染性的新冠肺炎，在台灣就連「戴不戴口罩」都可以成為一種道德壓力，何況對岸。在被污名化的群體中，如果這些人因為集體壓力選擇自我審查、自我隔離，這對社區管制是有正面幫助的，也能釋放醫院的床位壓力；可是另一方面，在污名化這個群體的過程中，這些人的人身自由限制的合理性也被強化了，甚至成為社會究責和指責的對象，成為社會壓力的一個出口。
對於中國的地方政府來說，這種作法是一石兩鳥之計，一方面既暗合現階段控制疫情的主要方法，另一方面又能強調個體的「在場」，國家／地方政府／體制的缺席，藉此轉嫁地方政府身上的責任。
換言之，假如所發生的是天災，國家就會在場（例如大力強調建設醫院的體制力量），而救災或者建設的個體往往是缺席的；在人禍中則正好相反，國家或者說制度性的病因常常缺席，而個體在場，承擔著大部分的責任（例如普悠瑪事件）。
因此我們會看到，很多的「通報批評」針對的是「有關責任人」，會看到湖北省高官持續被輿論圍攻、甚而下台等等。政府通過媒體不斷強調：出了問題的，是「責任人」、是「官員」、是「謠言傳播者」、是「不服從的人」──以及那些跨省、跨境的「病毒傳播者」──而不是體制。
民眾要求政府揭露確診者的地理位置分布，理由當然是可以有所防範，自我保護，避免疫情的擴散，這是自我保護意識的強化，也是基於安全的需求；但一部分心理上的因素，卻是要為疫情找到歸咎和情緒壓力的出口。有人認為將確診案例的個資公開，不啻於現代的獵巫，其實就是讓這些人來承擔整個社會病毒傳染的責任，也讓體制得以卸責。但是，每個人都有成為受感染者的可能，一旦成為感染者，又有何義務和能力去承擔那麼大的責任呢？
或許，社會大眾真的需要更近一步的詳細資訊，做為防範疫情和自我保護的參考，可是就社會整體的策略和人權維護的考量，資訊公開需要更周詳的考量。至於某些個人和媒體對於能掌握一手資訊，自行揭露，還認為是有助疫情防治而沾沾自喜者，就太輕忽揭露資訊的責任和代價了。
（作者林福岳為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楊聲輝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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