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赴中國大陸交換，我在北京的中國傳媒大學修了一堂名為「電視節目創意與策劃」的課程，老師是一名從小跳級、很早就上大學的博士，世人眼中的高知識份子。她曾說她很驚訝外國人對中國的傳播環境的想像：封閉、停滯、模仿、山寨。她或許可以稱得上學識淵博，對世界的見解也絕對不算狹隘，但她還是會不經意地在課堂中頌揚習近平──這或許也稱不上什麼壞事，她可以對她喜歡的人給予讚賞，但中國人對有關黨的一切態度，也讓我好奇，「你們究竟崇拜他們什麼？」
在這裡，沒有人可以不愛國
驚訝於中國人對黨的崇拜的極高點在於十一國慶當天，學校在禮堂直播閱兵典禮的時候。我先有意識的收起自己覺得中國人肯定會愚昧護主的那種心態，想實地觀察一下他們對黨的態度究竟如何。
一進到現場，椅子上放滿一張張國旗，我和同學挑了幾張剛巧被遺漏、沒放到國旗的椅子坐下。後來有人來問我們「需要國旗嗎」，我們只得尷尬地笑著收下。
閱兵開始之前，習近平一行官員出來致意、致詞，這時全禮堂突然歡聲雷動，全場都站起來鼓掌，當下我就震驚了。但事後我知道，其實這些年習近平很擔心互聯網的發展越來越快速、難以控制，年輕人能翻越的限制越來越多、看到的世界越來越大，對黨的忠誠度會降低，所以他們開始想盡各種辦法加深年輕人的愛國思想，這也是為什麼這次70周年一連串的活動顯得格外重要的原因，因為愛國思維的滲透，刻不容緩。
所以，這些學生站起來鼓掌的畫面不僅感天動地、理應發生，也是共產黨最想看到的。這也讓我好奇，他們是真的崇拜黨、崇拜習近平、深愛著祖國母親，抑或這些是「必須要表現出來」的場景？
做新聞，要先考慮「不和政策牴觸」
另一方面，這個國家對記者職能的理解，簡直顛覆了我在新聞學院3年學到的一切。我在這裡選修了一堂名為「新聞採訪與實踐批判」的課，有些人問我幹嘛特地來中國這上這種課？但就像我想上的另一堂「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一樣，我特別好奇他們會批判什麼？他們所持的思想裡，有什麼我可理解或不可理解之處？在這堂課的經驗也讓我更深入的思考所謂「新中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一直認為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要管理14億人口本就不易，權力的集中有時候是不得不為，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有權剝奪人民的自由和身而為人應有的權利，當然，這兩種思維很矛盾，這也是中國在整體社會結構框架下的難處。而實踐批判課老師的不同思維能碰撞我的思維，正是我覺得有價值並難能可貴之處。但若說回他對記者職能的理解、或者說這個社會對記者職能的理解，我就一點都不敢恭維了。
對他們來說，記者的工作就是兩個字──「宣傳」。剛聽到這個概念的時候，對，我又再度震驚了。震驚的不是我從來不知道或沒聽說過這裡的環境，而是世界上真的能有一個所在，是對新聞自由置若罔聞、明目張膽地扼殺它──而且沒有人會說不，包括新聞工作者自己。甚至極端一點說，如果我在這樣的新聞環境工作，我甚至可能會鄙視自己。
有天老師還舉了一個例子，一名地方電視台的記者質疑官員對事件的處理方式有問題，對官員進行了電話採訪，官員含糊其辭，說一說還對記者撂下一句「你不是黨的喉舌嗎？你到底是在為黨服務還是為人民服務？」採訪內容結束後，該新聞台的主持人還作了一個總結：「什麼叫為黨還是為人民服務？黨和人民是一家，為什麼要將黨和人民放在對立面，挑撥黨和人民的關係？」
而所有傳播模式在選材方面就更為離奇了，無論是新聞還是電視節目，在做之前首要考慮的絕對是「不和政策牴觸」、「政策限制問題的考量永遠優先」，這尚能理解，因為只要政策擋下了，無論你一個節目準備得再完善、再新奇有趣，你連落地實現的機會都不可能有。甚至有老師講到非常現實的一面：「你去看那些中國的新聞獎，都不準啦，今年70周年我就做70周年的題材，哪有不得獎的？」
大躍進？文革？那都是毛澤東的「小錯事」
來到中國以前，我一直很好奇中國人對毛澤東有什麼樣的看法，真的非常非常好奇。因為在我們的歷史課本裡，他根本荒誕不經，留了一個大大的爛攤子給中國人收拾，怎麼中國人還如此崇敬、愛戴他呢？但到了中國我才明白，在中國人眼中，毛澤東是有做出一點點「小錯事」，但這不足以抹滅他先前所有的功績，他想讓自己的兒子「繼承」黨的最高地位，也僅僅是「人難免都會有的小小私慾」，而文革那點破事，都是四人幫捅出來的，毛主席沒做到的頂多是「沒管好他們」罷了。
當然，以上的見解只是我綜合全中國一小小撮人的想法，不足以代表所有人，但至少為我這些疑惑，開了小小的一扇窗。原來，有些事情，還可以這樣想，或者說，有些人，是這樣想事情的。
（作者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四年級學生，目前在北京中國傳媒大學進行交換學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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