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許多人恐懼的烏雲,也是另外許多人欣喜的朝陽」。 ──殷海光

負笈台灣念新聞所,不知不覺兩年有餘。猶記得初來乍到,總被問起為何選擇台灣。因為所念系所緣故,長期觀察業界的學究,甚或混跡業界的產製者,往往就是身邊人。「台灣的新聞生態……」,每談及這個話題,默契的相視而笑後,收穫的答覆,不是學術界意帶戲謔,便是產製者有苦難言。

因受制結構因素與利益考量,如今的台灣媒體廣遭詬病,嗜血、淺薄、缺乏國際觀之類的批判甚囂塵上。吊詭之處在於,罵者恆罵、看者恒看,俯拾皆是的第三人效應,導致趨利的媒體組織為迎合「多數人」的口味,均質地向通俗化傾斜,呈現惡性循環趨勢。這些亂象看在眼裡,自然不吐不快,不過礙於身份和禮貌,我總還是會說,不管怎樣,台灣民主轉型期的新聞生態,對於我們念新聞的大陸人,總是心懷憧憬的。其實,這也是真心話。

一、新聞自由之浮沉

二戰後的五十年代,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轉捩點。曠日持久的國共內戰,以國軍戰敗、倉皇退守台灣畫上句點。然軍事上的對峙與意識形態的抗衡卻未消弭,在風雨飄搖中為鞏固政權,國民政府斷然採取嚴厲統治手段,開始了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

新聞自由在台灣的浮沉,可謂是一段鑲著金邊的史詩。從胡適到雷震、殷海光,自由主義在密不透風的鐵幕統治中生生不息。1960年9月1日,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發表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大江總是向海奔流的。我們深信,凡屬於大多數人的合理的共同願望遲早總有實現的一天。自由、民主、人權保障這些要求,決不是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人所能永遠阻遏」。三天後,雷震遭遇逮捕,在軍事法庭中被判處十年徒刑。殷海光亦被停課處分,被迫離開台大,晚年罹患胃癌鬱鬱而終。

從書本中所知,雖千萬人而吾往矣,因批判蔣家父子極權專制,最後付出牢獄之災代價的知識分子,幾乎是每代媒體人如數家珍。而印象最深刻、最切近,莫過於聽王健壯老師的課。這位師承報人余紀忠、篤信自由主義的老派媒體人,雖走過漫漫戒嚴路,卻畢其一生追尋著明滅不定的民主幽光。憶起當年如何在「黑夜中尋找星星」,他最愛引用《大公報》張季鸞的一段話,「累累河邊之骨,淒淒夢裡之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矣」。大婚之日指著蔣公鼻子罵,還不帶一個髒字,那是風骨與涵養並存的媒體時代。就像胡適說,「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親歷沉疴難愈的國家機器轟然倒塌,從量變到質變,每一份自由,都是親手爭取。新聞自由的末法時代,卻孕育著豐沛的精神土壤。看著老一代媒體人撫今追昔,只能感歎時不我與,心裡不是滋味。

二、新聞典範之變遷:老派精神與通俗新聞

2013年4月18日,歷經5個月的勞資協商,《蘋果日報》記者工會終與資方達成共識,簽訂「編輯室公約」:資方不得刊登置入性行銷等偽裝報導、不得干預編輯室新聞自主。翌日,共襄盛舉的餘溫未退,「公車口交事件」遂佔領頭版頭條,圖文並茂、鉅細靡遺。短短二十四小時,天堂到地獄,堪稱新聞自由抗爭史奇景。

自台灣當局87年宣告解嚴,99年《出版法》廢止,及至2003年《蘋果日報》搶灘登陸,民主化後的台灣媒體歷經了新聞典範的變遷。由於知識分子辦報的傳統不再,突然到來的自由,並未激蕩起整個社會更為深邃的思考能力。如今的台灣新聞以「碎」而「小」著稱。見諸黃金檔、被包裝成焦點的新聞,往往是一些讓人無語到冒汗的事件,「小」到獼猴出逃動物園引發騷亂、樑上君子上房揭瓦不慎跌落,「大」至黃色小鴨來台爆炸、小賈斯丁吸毒酒駕微笑入獄,重大的國際新聞則常常一筆帶過、無甚著墨,令人匪夷所思「怎麼就這樣結束了」。那句「狗咬人不算新聞,人咬狗才是」的傳播界名言,簡直就像是為台灣新聞量身定制一樣。

窺伺獵奇、窮極無聊、博取眼球,是消費主義利用人性弱點侵蝕大眾文化肌理的主要手段。用古斯塔夫•勒龐的話來講,當一群人聚集成一個團體時,這個集合的平均智商是由該團體中智商的最低水平為標準定桿的。雖然覺得勒龐的話有臉譜化「團體」這個概念的嫌疑,但是往近了看,不論是低俗新聞大行其道;或是縱觀港台報界歷史,黎智英的《蘋果日報》藉「無節操」為特色執業界之牛耳的真實案例,都多多少少佐證了勒龐這句讓人相當不爽的論斷。

在只有2300萬人口的市場中,擁有一份發行量40餘萬的報紙加上一份每期發行量近10萬的周刊,說到黎智英這號人物,真的非常有意思。偷渡香港,白手起家,以「真小人」的果敢作風叱吒風雲,一舉成為報界大亨,經歷不可謂不傳奇。更有意思的是,這兩年間從不同老師口中聽到的「肥佬黎」,竟是完全不同的人。

其中一位是與黎智英早年有過私交的老先生,報人退休,遂於世新任職教授。他說當年黎從香港輾轉進入台灣市場前,曾由其做媒合當時的台灣報界大佬吃過一頓飯,類似於擺攤做生意前跟老鳥打聲招呼的性質。當年的黎似乎拍過胸脯保證,要為台灣報界注入新鮮血液,以良性競爭攜手共同進步之類的話。時光如梭,世事輪轉,當年的「小赤佬」憑藉無下限的作風,一舉擊潰了所有曾經用鼻孔看他、放不下知識分子斯文尊嚴的「老鳥」們。那些年「共同進步、攜手共進」的美好承諾自然也化為了雲烟,消失無蹤。老先生言至此,難掩「引狼入室」的神傷。

不過說來也怪,在另一位對黎智英相當惺惺相惜的教授口中,這個「小赤佬」儼然又成了另一幅模樣。他說,雖然《蘋果日報》有諸多不堪,卻是台灣少數不以政治立場為圭臬的紙媒之一。對於統獨、藍綠議題,較之藍營媒體多一份把關者的角色,又比意識形態掛帥的泛綠媒體溫和地多。深度報導也做得相當出色,有理有據,深入淺出,時常扮演「扒糞者」角色。像是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案」,國民黨副主席林益世等的貪腐案都是由蘋果率先披露。這位教授還認為倘若假以時日,黎智英甚至有可能成為冉冉升起於華人新聞界的普利策(普利策也是靠黃色新聞起家)。 

三、重新審視通俗新聞:文化研究的觀點

左手腥膻色,右手「廉政公署」,黎智英極端的兩個面向讓我陷入思索。老派新聞價值與通俗新聞典範的激蕩碰撞,也不免教人想起當代左派傳播文化研究健將Colin Sparks曾下過的一個論斷,通俗新聞實則是對於社會菁英定義下何謂政治、何謂新聞、何謂有價值的一種反動。無獨有偶,美國大眾文化研究巨擘John Fiske也提出過類似看法,他說,八卦新聞之所以吸引民眾,乃在於其在權力集團主導的新聞與現實之外提供了另一個向度的新聞與現實,讓閱聽人得以對政治文化霸權的意義展開質疑或顛覆。2009年,在學者Barbie Zelizer發表的關於新聞業與文化研究的論文中,她甚至直言,新聞界標榜的事實(facts)、真相(truth)與現實(reality),不過是一種基於上帝視角(God-term)的自以為是。

不難發現,當格調與品位成為皮耶·布迪厄口中的秀異(distinction),新聞業標榜的客觀自由等價於葛蘭西筆下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那些老派報人持守的專業價值,似乎頓然失去了意義,反倒是腥膻色理直氣壯了起來。筆者並無對當今媒體失序現象有任何的開脫之意,借鑒文化研究之觀點,是在於相信,通俗新聞之於傳統的新聞專業,或有啟迪之意。

事實上,在一般認為通俗小報最為高度發展,競爭最為激烈甚至趨向惡質的英國,傳統的新聞專業卻保存地相對良好。除了對小報及質報進行明顯的市場區分外,英國文化研究學者Shelley Mclachlan曾於2000年以內容分析研究,透過對《衛報》、《每日鏡報》、《太陽報》等質報及小報進行比較,發現通俗小報媒體事實上包含了比一般印象中更多的公共事務議題。

傳統新聞的價值理念,建基於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定義,認為私領域事務不應耗費公領域資源。然而,社會結構流轉變遷,公私二分的邊界變得難以界定,如個人收入、家庭暴力等原本隸屬「私」領域的事務,在社會大眾的普遍認知下,愈來愈具備「公共性」的特質。

究其實,看似抽象鉅觀的政經議題,正是日常生活的高度提煉;日常點滴的感性層面,也因而匯聚成公共參與的情感基礎。誠如任何公民行動的萌芽,都從不可能僅僅發軔於理性超然的觀察,它也囊括了許多強烈的情緒表達,包括熱愛、厭惡、甚至是氣憤。

意識到高度智識化及公共化,不見得鼓勵政治參與的意願,通俗新聞打破了公與私的界限,以尋常百姓的個人經驗作為基礎,將公共議題私人化,藉喚起單位個體之共鳴,動員其參與公共生活的能力。易言之,通俗文化的政治潛力,乃在於協助普羅大眾實現了消費者與公民的身份辯證。

四、新聞行業當省思

羅素說,須知參差百態,乃是幸福本源。一樣的話語套用在如今的台灣新聞,所謂的改善媒體生態,並非是將通俗小報趕盡殺絕,應該要反對的,是媒體生態均質、單一地向低俗化傾斜。然而,一旦提及通俗新聞,便輕率地貼以「低俗、劣質」標籤,亦是智識上的一種懶惰。

傳統新聞必須自省。公共利益(public good)也好,第四權也罷。偉大的新聞理念若沒有閱聽率的支持,那麼也稱不上偉大。自由品質的提升,僅憑媒體高屋建瓴地標榜理想主義,是遠遠不夠的。誠意與謙卑,是冰冷的媒體理念釋出善意的第一步。如何學習通俗媒體產製新聞的邏輯、卻避免被牽著走;又如何更具吸引力地呈現資訊、增進公共領域的討論動能,而非孤芳自賞地嗟歎曲高和寡,是日後的新聞從業者,必須具備的專業素養。

台灣時事評論人張鐵志曾寫過這樣一件事,說是五六年前曾遇一位前輩、扼腕歎息其晚生了幾年,因為這不是個寫評論的時代。通俗小報文化盛行、加之風起雲湧的網路時代,資訊片段化、閱聽人閱讀膚淺化,新聞品質與質媒的生存境遇似乎前途堪憂。

然而,危機亦是契機,正因為網路媒介勃興,讓數字化、圖表化、動態化等更為豐富的視覺技術成為可能,使新聞更具可看性;同時也打破了主流媒體的資訊寡占,新聞產製不再是財團才玩得起的遊戲。近年來,像是新頭殼、苦勞網、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等獨立媒體紛紛崛起。及至2014年初,網路原生媒體《風傳媒》上線,匯聚傳統媒體優秀新聞人,主打政治新聞與調查報導,兼具文章深度及多變風格,引發反響熱烈。

但畢竟,媒體終究是媒介,如何營造出自由、負責、兼具好看的新聞生態,還是在於人為。威權時期是言論自由的末法時代,而如今,卻是言論品質岌岌可危的時代。隨波逐流、抑或懸崖勒馬,未來的新聞人將要面對的,註定是一條孤獨求索的道路。像當年的殷海光、雷震那般,以筆尖劃破時代的瘡口,將書寫作為力挽狂瀾的唯一方式,那麼對於我們現在學新聞的人而言,善用自由則是表達對自由敬意的不二途徑。

(作者為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陸生)

photo credit:Thomas van de Weerd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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