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季節又到了，不免又是個群魔亂舞文章四飛的時候。數年前若為了政治寫文章，那麼多半是希望能為我這個世代發聲，讓反對我們的長輩稍微了解一下，我們這群老大不小的孩子們在想些什麼。然而，距離上一次總統大選已經4年，距離三一八太陽花學運也有6年之久，在積極與長輩溝通的這幾個年頭當中，卻時常感受到更多的世代隔閡。
筆者在溝通的時候時常碰壁，尤其發現，不管再怎麼理性，總會碰到身分認同的陰魂。許多狀況中，只要任何論述威脅到「中國人」的想像，那麼最後的對話絕對會是情緒性的分裂。
儘管我們已經非常了解「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是一個身分認同，而且碰觸到它的正當性，會造成對方非理性的暴怒，但我們鮮少在普羅大眾的媒體上全面討論這個身分認同的建構，而且還樂於怪罪一個唯一的禍首──黨國教育。但是，一個人的身分認同並不只是幾本黨國教科書就可以建立起來。除了文字知識以外，身體與心靈所經歷的教條與箝制，才是身分認同真正的形塑原因。
我們時常討論受難者在黨國高壓統治之下所產生的反抗、團結與認同，因為那是轉型正義本該做的事情，也是面對中共不斷混淆「中國人」的定義時，令自身免於徬徨的利器。但相對的，卻鮮少有人提出一個能為台灣島內的「中國人」抵禦中共思想作戰的防禦──恐怕，這正是台灣最受忽略的弱點，連當時進行極權反共的蔣家都想不到。如果說台灣的民主與自由全落在島上的人民之手，那麼這件事便不再是「中國人」有問題，而是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注意的議題了。
在此，筆者並不想要讓所有人都為我們這幾年來所看到的荒謬扛起責任，畢竟我們都知道，這些怪事的起因很多是源自於中共的影響。筆者只是想要寫一篇鼓勵大家行使「平權」的勸世文而已。
為什麼說是勸世文，以及這跟平權有什麼關係？筆者在這篇文章中所立基的角度，來自於女權視角的平權概念。身為異男，筆者所認識最溫柔的女性主義乃為解決所有因父權而生的社會傷害而存在，也就是一個不分性別、平等視之的溫柔鋼鐵之心。除了賦權扶持受害的女性，也檢視與療癒深受父權體制所箝制教化、不得不符合父權期望進而傷害自己又傷害他人的男性。
而當這份溫柔換個角度落實到政治上的時候，便是希望治癒黨國教育之下行使教條與被教條箝制的「中國人們」。希望讀者也能諒解，筆者並未以獨裁統治之下的受害者為主要對象，其一是因為比我還要了解如何敘述這些故事的人既多又優秀，其二則是因為「中國人」這曖昧不明的身分認同，已對台灣的民主造成不少傷害，繼續加強「台灣人」的主題恐怕於事無補，反而更容易產生隔閡。畢竟，想要做到平權，那麼也該是時候檢視這些我們一般想像為「既得利益者」的族群背後，到底運作著什麼樣的邏輯思維？所受到的獨裁訓示又是什麼？
於是，此篇文章嘗試提供讀者一些想法與觀點，期望島內不管是台灣人，中國人，還是福爾摩沙人，都能稍稍了解、關心、補強這塊存在於你我之中的程式錯誤（bug）。如果讀者認為自己也是中國人的話，那麼也希望你以藉此文觀察好好爬梳自己過去的行為與思想是否如本文所描述，並以此為鏡、端正衣冠。
一、吾乃倖存者
我們必須了解的第一點是，在中華民國黨國教育與體制之下成功的這一群人，不只是既得利益者，也是倖存者，並且以身為倖存者為傲。而當這些倖存者驕傲地論述自己怎麼活過那個獨裁的年代時，最常溢漫的邏輯謬誤氣息便是倖存者偏差。相信許多讀者對倖存者偏差並不陌生，而第一次接觸的讀者可以先前往維基百科去理解倖存者偏差的二戰案例。
為什麼我說他們對於自己是倖存者非常驕傲呢？因為在他們的論述當中，他們的父輩，也就是筆者的祖輩，很多都是從抗戰中生存的軍人。如果去榮民之家詢問高齡80、90歲的爺爺奶奶，一般都可以挖掘出很精彩的戰爭口述史料。而在戰亂四起的那個年代，資源本來就不多，所以各家都絞盡腦汁，在生活的各個角落擠出再多一點點的資源，讓多一個小孩從肺炎痊癒，或者讓好不容易產下的早產兒多一些存活機會。在他們的論述中，有不知道多少死去的兄弟姊妹，就是因為沒有那麼一丁點的資源而不在了。
行筆至此，讀者們應該也有人注意到，這只是當時台灣的普遍現象。但是對所有存活下來的人們來說，他們相信自己永遠是獨特、幸運且成功的，而且之所以能夠這樣，都是來自於當時的資源提供者──中華民國政府，再加上自己與家人夠努力、守法、節儉，才爭取到的。
在這裡，大家應該可以觀察到，他們的「倖存」與受高壓統治下台灣人的「倖存」不一樣。這也是造成他們成為既得利益者的關鍵──他們的「奮發向上」與「成功」是來自體制內，因為如果與體制相左，可能就被槍斃了。於是我們可以觀察到，中華民國的信仰者最主要的行為守則，其實來自於對死亡的恐懼與體制的威脅。
在這樣的一般家庭中，最容易聽到長輩對孩子說什麼呢？「不要強出頭」。這一句話幾乎總結了這群長輩一生的生存指南，而且真正厲害的地方在於這句話不是要後輩謙虛，而是要後輩懂得生存：要在體制內不斷壯大自己、在自己健壯之前要苟且偷生、有資源能用的時候就不要客氣。
為什麼一句話可以有這麼多意思呢？因為這些延伸意義是照著「努力、守法、與節儉」的故事線出來的。再仔細想想，這幾年來有哪些口號，正好不偏不倚符合這些故事線呢？「政治零分經濟一百分」（努力）、「不要去挑釁中國」（守法）、「能混就混能撈就撈」（節儉）……一般人看著覺得弔詭，在這群人的論述中，卻是完符合倖存者該有的價值觀呢。
然而本文將這樣的瘡疤展露出來，並不是要攻擊，而是想聚眾力來轉化與治療。畢竟讀者們面對的每個「中國人」，個個都是個案，對於這種「不要強出頭」的文化涉入程度也深淺不一，在溝通與理解上需要不同的策略。筆者這幾年的溝通，充滿迷惘與徬徨，還有賴於各位讀者在理解背景後更有把握。
二、吾乃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這陣子在我的同溫層裡瘋傳的一篇文章，是由鄭立所寫的〈「中國人」不是民族，而是一種宗教〉，建議讀者有空先讀這篇著實解釋了現代「中國人」一詞前世今生的文章。而筆者在此則是試圖提出一個消化與摘要的版本，來解釋「中國人」這個身分認同在台灣的觀察。除了這篇網路文章以外，也很建議讀者去閱讀林果顯教授的碩士論文與其著作《『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
為什麼「中國人」的觀念會這麼容易被中共竄改，使得蔣家曾以高壓統治確立的身分認同瞬間被替代呢？除了對於衝突與死亡的恐懼以外，蔣家的「中國人」與中共的「中國人」性質非常相似，除了都強調自己是正統中華民族的繼承人之外，也都在彰顯誰拳頭大誰就是贏家。而正是這種「鐵拳」與「教條」的特性，成為兩岸之間身分認同的破口。
在一般的「中國人」認同中，黨國教育所教化的條件裡，只要符合三者之一，便可確立自己為中國人。這三者就是：歷史上的、血緣上的，與文化上的中國人身分認同。
以歷史的角度來看，只要一個人的家族史有牽扯到任何一個傳統上認定的中國朝代，那麼他就是中國人。這個論述大多起於文人對歷史的著迷與王族對自己權威的確立。每個曾經統治過「中國」的皇帝都需要證明自己才是天子，是順應時勢的天選之人，於是乎便將前朝的任何錯誤都看作自己應當統治眾人的證據。這種基於否定當權者而塑造自己正當性的繼位者被重複地寫入歷史，並且成為文史學家用作確立道德的資料，教育著一代代的人民，而成為了被統治者的歷史認知。
以血緣的角度來看，只要自己的父輩祖先與中共統治範圍中的人有任何血緣關係，那麼自己就是中國人。這種以基因角度來看待自己是否為中國人的認同，可說是世界各地都有的一種習慣，而且是比歷史與文化更加不可否決的事實。不過這個事實之所以無法否決，就是因為使用這個說法的人們時常刻意忽略歷史與文化對於身分認同的影響，並且將血緣獨立於時空外，成為不朽的事實。中國人對於血緣的想像在歷史上也是根深蒂固，從「家天下」開始便一直以血緣行使著權力，有意無意成為身分認同當中非常有力的著力點。
最後，以文化的角度來看，行使著任何中式傳統文化的人就是中國人。以文化建立身分認同，代表同一文化者在生活行為與習慣上相近，彼此知道各個時節與習俗的進行，在道德觀與教育上也一脈相承，是一個馬上可以辨認出「自己人」的身分認知。而一旦辨認出對方在文化上是自己人以後，對方的異己馬上也成為了自己的異己，友我敵他的氣氛馬上就能建立起來。
然而光是將這些意識形態建立起來還不夠，還需要佐以鐵拳鋼心的訓示，才能使大家在恐懼與服從之下接受這些觀念。學校是學習的地方？不行，我們必須要有教官在裡面監督。要建立一個安居樂業的社會？不行，我們需要警總派出警察高壓管理。所謂殺雞儆猴也就是如此。
在如此高壓統治之下，存活下來的外省人是既得利益者，也是倖存者。這群人又同時跟著繼承了歷史、血緣、與文化的認同，所以認為自己能立足於現今社會而過得安穩，都歸功於自己「中國人」的身分認同與服從強者的生存模式。當時蔣中正為了治理台灣的正當性而建立起的教條，現在則成了中共順利利用這些同質性影響這群人的原因。因為比起台灣的文化歷史，黨國教育與中共的宣傳太過相近與暴虐，而台灣政府經歷了那麼多變化以後，卻一直疏於建立一個能把這些中國身分認同深化到能抵禦中共宣傳的體質，著實讓中共有機可趁。
三、為何父債要子償？
外省第二代和第三代最常糾結的，就是自己明明是個奉公守法也沒有殺人放火的平民老百姓，為什麼要被本省人仇恨？為什麼自己完全沒有做過的事情現在卻要負責？為什麼只是去上學就要被本省同學集結欺負？父債為何要子還？
首先，我們得要回到外省第二代與第三代在台灣歷史上的共同記憶。外省第二代大約都經歷了十幾年的戒嚴時光，並且目睹了解嚴的瞬間；第三代則是出生於解嚴前後，對戒嚴與解嚴的記憶模糊。在這個情景之下，我想請讀者回顧前兩小節所講的身分認同與生存模式，並將之貼附在剛出生，如同白紙一般的外省二代身上。
讀者會發現，外省二代從小就是被教育成「不要強出頭」的節儉、守法、且努力的好公民，而且還接受了解嚴前的教育與殺雞儆猴的效應。於是當他們在社會上以出人頭地成為現代社會的中堅份子以後，要讓他們明白自己的「努力」並不是自己的功勞，也不是文化豐富的「中國人」以後，他們的身分認同將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畢竟在那些身分認同被剝除以後，剩下來的只是一張白紙，最後只能暴怒比誰拳頭大。身為外省人的讀者讀到這裡如果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怒火，請按捺住你的不滿，因為這表示我所說的事情可能是真的，而我們該好好面對。
所以在省籍衝突的年代，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尤其是外省二代，他們根本不了解白色恐怖與鎮壓的創傷，因為他們不是主要的針對目標。面對一齊上學的同儕們的創傷時，往往無法體會本省人的憤怒與切膚之痛；講到轉型正義的時候，因為害怕失去自己的認同與價值觀而慌亂無比；而被中共深情呼喚時，卻感受到無比的溫暖。對外省人而言，自己什麼事情也沒做就要被罵「外省豬」，長大到現在50歲出頭，還要被台灣人喊「支那人」，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是的，罵外省人是支那人效果出奇大，請大家謹慎使用）。此時，中共的溫情喊話卻顯得格外親近。
當這些外省第二代循著同樣的邏輯又成功一個世代以後，理所當然會將這個「成功的價值觀」傳承下去，因為那是「中華民族存亡」的成功法則。於是，外省第三代便在解嚴前後接下了這樣的觀念與身分認同，周而復始。不同的是，解嚴後的外省第二代所接受的教育開始出現「認識台灣」，台灣的身分認同與文化也終於慢慢內化到這張白紙上，使得就算身上被貼附了身分認同與價值觀，內部也已不是單純的白色，而開始形成虛無之外的物體了。但同樣的，如果只單從原生家庭接受資訊的話，外省二代將會遵照倖存者的邏輯繼續生存下去。
行筆至此，想必讀者也可以開始看透為何「中國人」深怕這樣的身分認同被瓦解，因為如果除去這個標籤，倖存的自我認知真的所剩無幾。筆者曾經聽聞一個故事，有外省第二代於解嚴前後於在國外讀書，看到「台灣同學會」心生同鄉之情，想前去參加，卻被拒於門外，就連身為本省人的妻子也被列為黑名單。此事對他而言，是最切身感受到被台灣人排拒在外的經驗，但殊不知當時林家血案與陳文成命案發生不久，留學生中替政府情資單位工作的人也不少，在外求學的台灣人不得不如此保護自己。而於2020年的今日，這位長輩對當時的經驗依然記憶猶新，就如同中共的溫情喊話一樣，會反映在他的選票上。
讀者也可以想一下，如果在台灣有如此活生生的例子，那麼西藏、東突厥斯坦、還有以後的香港，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他們會不會也出現一批這樣的「倖存者」，與自己的原生土地相互衝突？還是己然出現，且成為中共借力使力的棋子？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知道需要的是更大的智慧，而不是解決有問題的人。
結語
如果有人想要在這幾個禮拜之內，還能有些影響力，不敢說這篇文章能扭轉什麼觀念或者能達奇效，但就是希望大家能理解，為什麼台灣有一群人，就是會相信中共所說的話、相信大中華民族主義、支持統一反對台獨。蔣家當時的反共策略並沒有設想到，自己有一天會為中共開了一整個世代的後門，而筆者也是經過好多年、看著藍綠反反覆覆，才於選舉前硬擠出這些文字，試圖做些什麼，只怕為時已晚。不過沒關係，在民主時代，當個想做點什麼的傻子，總是有這一份浪漫與惆悵，畢竟不過就是相信著自由罷了。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大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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