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婚姻、伴侶制度、家屬制度」的三胞胎民法修正案,引發跨教派人士組成聯盟、舉辦遊行反對。當輿論焦點放在家庭價值、社會秩序等道德性的論述時,我認為應該加入物質與經濟觀點,讓多元成家的辯論除魅,回歸到「世俗」婚家資源與權力分配考量上。

請不要誤會。我想談的不是個人層次恐懼同性戀(homophobia)的政治經濟盤算,而是社會層次的「性經濟」因素(sexonomics),如何形塑了這股對同性戀恐懼的心理與行動。[註1]

♦ 性態度與經濟

經濟大環境對人民性態度的影響是鉅大,但不容易感覺到的。

性社會學家席德曼(Steven Seidman)在《性的社會建構》一書中指出,現代社會的性態度會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型態轉移,而發生改變。

早在19世紀初中期的市場競爭型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家藉由把工廠工人當做機器,施以緊迫盯人式的監督來萃取最大勞動力。這種公領域的「規馴」邏輯,會滲透進私領域的性生活,同時內化進工人與資本家的性態度。

故在此結構中,工人性文化呈現了自我控制與避免享樂的特質。因為縱慾狂歡會造成脫班、生病,飯碗不保。性,也僅是為了生產更多勞動人口來幫助家計,談不上愉悅。資本家則須面對市場的高度競爭與不確定,無論在經濟行動或性態度上同樣採取保守之姿。

於19、20世紀之交,資本主義從市場型進入大企業壟斷型階段。由於新科技的發明與勞動過程的科學化管理,「生產」足量的商品不再是問題,如何刺激「消費」以擴大需求、控制市場才是獲利關鍵。

於是,休閒、享樂成為主導經濟領域的概念。性一方面是愉悅和自我表達的形式,另一方面也是商品大賣、刺激消費的獲利秘技。所謂的「迷你裙經濟學」(女性裙子的高低反應了經濟情況的好壞),雖有物化女性之嫌,卻巧妙地點出了總體經濟與性態度的連動關係。

當我們使用經濟結構對性態度影響的視角,回過頭來看當今台灣對同性戀的恐懼,或對各種性現象(如低生育率)的擔憂,會發現問題背後的主導力量是經濟。

♦ 恐同與經濟

當代社會研究發現,整體經濟情況惡化、貧富差距大的國家,恐懼同性戀的可能性顯著增加。

加拿大學者安德森(Richard Andersen)與費特娜(Tina Fetner)比較了三十五個民主國家,近六萬筆「世界價值調查」樣本後發現:當一個國家的經濟不平等擴大時,對同性戀不友善的程度會同步升高。反之,當國家經濟成長,人民富裕後會從經濟物質考量,轉向「後物質主義式的」(postmaterial)考量,例如社會議題及自我表達,對同性戀寬容度隨之提高 [註2] 。 

然而,這種友善的優惠不是由所有經濟階級雨露均沾的。

該研究發現,經濟成長後,專業人士、管理階層中的同性戀友善氣氛確實有顯著改善。但勞工階級的同志,幾乎享受不到經濟成長帶來的寬容優惠。勞工同僚對同性戀的態度,在國家經濟成長前後的改變幾乎微乎其微。同時,其他採取後物質主義論的研究均指出,一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加劇會造成社會不信任程度升高,更可能導致恐懼同性戀等排斥異己的情況惡化。

這一系列研究,對反對或支持多元成家法案的雙方都有意義。反對的跨宗派支持者,何不暫時脫去道德與信仰意識型態的武裝,反思自身對同性戀的恐懼及性焦慮,是如何受到台灣停滯十多年的經濟、惡化的階級不平等所影響?而這些焦慮是否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轉嫁給其他性少數團體當代罪羔羊?

對支持多元成家的盟友們而言,後物質主義研究的政策提示是:如何讓經濟成長過程中對同性戀態度變寬容的果實,能均分給所有階級的同志與性少數盟友?換個角度想,如何在達成同志平權運動目標的「同時」,改善經濟不平等,提昇人民的實質生活?

♦ 同志家庭會造成生育率降低?經濟實證戳破幻想

反對同志成家的「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簡稱護家盟)認為,兩個同性無法生育,所以同志婚姻合法會造成台灣的生育率更加低落。「護家盟」說,「一男一女的婚姻及自然的生育傳承,合乎促進台灣人口永續發展的公共利益。」 [註3] 這樣的論點不僅是不符合事實地將異性戀婚姻本質地美化了,也完全忽視生育率變遷背後的經濟因素。

美國南加大經濟系伊斯特林教授(Richard A. Easterlin)曾提出「相對收入假說」(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解釋了年值生育年齡的世代,會比較當代與他/她們成長年代的富裕及物質條件的差距,來決定生不生、生多少,從而影響了生育率。簡言之,生長在較艱困時代(如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孩子,成年後若過著同等品質或更加優渥的生活時,會有較高的意願繁衍後代,帶動生育率提高。

反之,生長在富裕時代的孩子(如嬰兒潮世代)因同輩人眾,成年後得面對更多競爭者搶工作。他們屆生育年齡時的生活若比兒少時嚴峻許多,理性選擇的結果便是減少兒女數目。此舉一方面可減少育兒開銷,另一方面也讓已出生的孩子能獲得基本的教養品質,讓未出生的孩子不需要跟著受苦、虛耗社會成本。

「相對收入假說」自1978年提出後,經過數十年、上百份的跨國實證研究檢驗,普遍獲得人口及社會學家的接受 [註4]。用此說來解釋現今的台灣生育率,頗能貢獻洞見。

在全球化年代,台灣青年參照的世代不再是島內數十萬人,而是與國際三十億勞動人口競爭全球職位 [註5]。有能力飛出島外者,每隔幾週就以機艙為家,通過安檢門比推開家門的次數還多,才能保住工作。這種全球化生活,與早期孕育大家庭、核心家庭的安土重遷生活模式,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守在島內的青年,得面對低薪窮忙、買不起房,就算有房,也會被都更或政府強拆的窘況。即使是一流國立大學的畢業生,想自己求溫飽都成問題了,哪能生孩子?有多少「魯蛇」(loser)青年能存到五百萬,為孩子準備撫育基金呢?有能力存到五百萬的「溫拿」(winner),又有多大把握在一個城市能待上五年陪孩子成長,不被全球化經濟拉走呢?

諸多經濟因素中,高房價對生育率有相當顯著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的易君健和張俊森發現:香港房價每升高1%(如每坪20萬元漲到20萬2千元),總生育率會顯著下降0.45%。房價高漲對香港出生率降低,有高達65%的解釋力。因此高房價是造成出生率降低的重要變因。[註6]

高房價抑制生育率的效應,在台灣是否如香港一般顯著,目前還未獲研究證實。但已有學者點出:高額房價與房貸,會排擠了家戶對生育與養育的投資。

彭建文和蔡怡純教授研究台灣七縣市1982–2009年的縱橫資料後發現,當大部分台灣家戶的鉅額且長期支出是「購屋貸款」和「養育子女」(如托嬰與教育費)時,「在房價偏高環境下,若家戶仍傾向購屋,可能會排擠到家戶居住以外的其他消費支出,尤其是生育與養育相關支出的安排。」[註7]

因此,從上述的社會經濟角度來看,若「護家盟」真心想解決生育率問題,而不是拿議題來造成社會恐慌、愚弄民眾的話,便應該與「崩世代」青年同甘共苦:加入階級運動提高勞動條件、批判資本家掠奪剩餘價值、反對財團與政府合謀的土地不正義。同時,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neo-liberalism)如何破壞了社會安全網,削弱工會集體談判籌碼,跨國資本「自由」地流動卻集中到極少數資本家手中。

可惜,我們不曾見到「護家盟」公開監督政府和財團,為青年營造「好孕」環境,卻只把根本還無法成婚的同志家庭,推出去當替罪羊。

♦ 看見「性經濟」(sexonomics)

「護家盟」曾在10月3日的聲明稿點出經濟因素。他/她們認為台灣面臨經濟嚴峻衝擊,國際貿易競爭強大,全民應專注民生經濟重大議題。我認為這個診斷正確極了,只可惜錯開藥方!

如果「護家盟」真的想提高台灣「生產力」,促進社會穩定跟公共利益,應該立即與推動多元成家法案的伴侶盟合作,促進以同志婚姻制度「管束」同性戀伴侶,以收養制度擴大社會支持網的三胞胎法案才是。

跳脫個別議題或團體,本文更想強調:在當代恐懼同性戀論爭中,應看穿道德修辭迷障,審視形塑台灣人民性態度與性行為的「性經濟」力量。從上文耙梳的經濟觀點與實證研究看來,台灣整體經濟停滯、實質薪資衰退的情勢,其實鉅大而微地影響到底層民眾的性態度與性行為,並造成兩種負面影響。

其一,在荷包必須緊縮、錙銖必須計較的年代,人們會將經濟上的自我規馴轉化成性上的自我規馴。例如:「養小孩太難太累了,避孕結紮吧。」「每天加班到十點,回家倒頭就想睡,哪有力氣做愛呢?」「約會傷荷包、花時間,不如瀏覽免費色情片,爽快、經濟,又不會被騙。」

其二,經濟衰退與不平等加劇所帶來的集體效應,是蔓延的、非理性的「社會不信任」。小兒科與精神醫學數據擺在眼前,還是不信任同志夫夫或妻妻具備撫育小孩能力,與異性戀家庭無異。收養有嚴格法規程序,還是不信任資深兒福社工、裁判法官能以專業,幫出養小孩找到適合的家庭,包括同志家庭。誇網路世代的孩子早熟,卻不信任中小學生具備智慧和獨立思考能力,來探索自己的性傾向、學習正面愉悅的性教育。

因此,恐懼同性戀、恐慌性教育、妒恨性解放,便是台灣弱化的經濟與既存的性階序,交構而成的社會不信任與負面情感,所繃彈出的「性經濟」社會心理症候群。

正視經濟與分配不平等,我們才能走出恐同與性焦慮的道德迷霧。

【備註】

我感謝陳人豪、彭昉、戴士展、蘇芊玲(依姓名筆畫)等人審閱本文初稿並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惟文責仍由作者本人當然承擔。

[註1]所以,若某人有恐懼同性戀的言論或行為,是因為曾被同性友伴傷害、不接納自己孩子是同志、或曾經涉嫌性侵幼女等事由,想藉著標榜「傳統」性價值來洗刷污名或羞辱,不是我要討論的範圍。另若因為擔任宗教單位要職時帳目不清,而加入反同性戀大遊行來獲得道德正當性並轉移焦點,也不是我要討論的重點。

[註2] 這是一份嚴謹的學術研究,刊登在不錯的期刊上。作者控制了個人層次的年代、性別、年齡、教育、婚姻狀態、宗教、所居城市大小、階級,及國家層次的人均GDP,Gini係數、全國性宗教組成等因素。詳見Andersen, Robert and Tina Fetner. 2008.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Intolerance: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in 35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4):942–58。

[註3] 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維護家庭價值、反對同性婚姻入法》。

[註4] 美國紐約州麥斯威爾政策研究中心的馬庫諾菲屈(Diane J. Macunovich)於1998年發表文章,系統性回顧了二十年來高度援用「相對收入假說」的76篇實證研究。她發現,現有研究相當支持收入的相對性對出生率的影響。但對於行動者物質渴望的來源仍有不甚明確之處,而世代人口大小和出生率之間的關聯也有跨國差異。詳見Macunovich, Diane J. 1998. “Fertility and the Easterlin Hypothesis: An Assessment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1(1):53–111. 此研究及下文的易君健和張俊森、彭建文和蔡怡純等人的研究成果,感謝陳人豪推薦閱讀,補充實證。

[註5]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11. “ILO Report Warns Weak Jobs Recovery to Continue through 2011 - Youth Employment a World Priority.” Retrieved Nov 15, 2013.


[註6]  Yi, Junjian and Junsen Zhang. 2010. “The Effect of House Price on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Hong Kong.”Economic Inquiry 48(3):635–50.

[註7]彭建文、蔡怡純。2012。住宅自有率對生育率之長短期影響 ─ 追蹤資料共整合分析應用。人口學刊44:57–86。引文出自頁60。

(作者為美國羅格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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