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公視《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最近公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熱播中,臉書上也不斷有討論文,從傳媒、司法到精神醫療,各有不同角度的解析文章。本文擬就目前已播的4集故事,試著從心理角度,透過主角宋喬安、劉昭國這個家庭,來談談「孩子驟逝」對個人、夫妻關係、手足關係以及家庭動力的影響,幫助大眾理解孩子驟逝對家帶來的創傷,特別是理解「喪子的母親」。

在我的心理諮商工作中,喪子媽媽面對的眾多挑戰之一是家人、親友甚至社會大眾常常難以理解,為何哀傷歷程如此之久?甚至會質問:「過了這麼多年,你怎麼還沒好啊?你不需要安眠藥了吧?你不需要諮商了吧?為何失去一個孩子你就開始酗酒、一蹶不振,你還有一個孩子啊!」當一般人未聽見這些喪子媽媽的訴說時,是無法貼近理解:孩子驟逝所產生的心理衝擊與悲傷是如此巨大,有時大到當事人的心無法容下、更無法直視這個悲傷,只能與這個悲傷保持距離,就如我們看到宋喬安的冷酷。

你有幾個孩子?一個讓喪子媽媽難以回答的問題

劇情中,新聞台主管宋喬安在喪子2年後所呈現出的樣貌,是每天過量飲酒、冰冷嚴酷的主管,用外在行為掩飾內在的混亂。面對先生的背叛時,她的自我價值被貶抑,面臨喪子時,自我價值又再度受挫,後續在妻子、母親這兩個角色上失去功能,轉而自我攻擊,用不斷酗酒的行為來懲罰自己。

我的實務工作中則看見:對這些喪子媽媽來說,每一年的清明節、母親節,都彷彿在提醒她們「你失去了一個孩子」。即使多年以後,這些媽媽已經度過如宋喬安會出現的創傷後壓力症──被創傷事件的痛苦回憶糾纏、甚至與事件相關的惱人惡夢,但有些人在喪子多年以後再想起,心裡的疤依舊會被拉扯,還是會想念,還是偶爾在夜晚默默流淚。如陳增穎〈從「愛,讓悲傷終結」看喪子父母的家庭關係與對悲傷諮商的啟示〉一文中提及,對喪子父母的研究顯示,他們的悲傷心理是複雜、持續且非線性的,不管時間過了多久,生命在喪子的那一刻,就永遠地被改變了,甚至悲傷還可能延續到後代。

大眾常認為,時間久了,受過傷的人也應該要恢復到過往如常的表現。但喪子之後,當事人生活中容易被相關事件勾動,拉扯心中的傷、結痂的疤。就像參與學校活動被其他家長問「你有幾個孩子?」這種單純的問題,都會讓當事人猶豫該如何向外人訴說。

當我們能試著從喪子父母的窗戶往外看這個世界,會多些理解與接納,畢竟,在巨大的創傷之後,又能如何再要求一個喪子媽媽有多餘的心理空間?如果心理空間不塞滿工作,自己可能會被悲傷佔滿;如果不冷漠,那就必須感受到悲傷,可能被這悲傷吞噬。每個人面對創傷的反應都不同,需要被看見與被撫慰。有當事人告訴我,他們對於親友的期待,要的只是一個擁抱,說聲辛苦了,這樣就夠了。如劉昭國擁抱無法進入天彥房間的宋喬安,讓她盡情地哭泣,其餘則交由心理專業來協助,陪伴她度過這歷程、運用這痛苦轉變成力量往前進,進而長出自己的力量。

我都走出來了,為何你走不出?壓倒婚姻的最後一根稻草

劇中有一段,是劉昭國對著宋喬安說:「天彥也是我兒子,他走了,我跟你一樣難過,要不是你天天擺臭臉給我看,我有必要睡公司嗎?你怪李曉明家屬,你就會好一點嗎?」

這點也與我在實務工作中看到的相似。喪子媽媽往往會困惑:先生的悲傷為何好像不與自己同步?反而還會責怪為何太太陷在悲傷中這樣久?其實,即使內心有同等的悲傷痛苦,有時是個人特質使然,有時加上我們的文化不接受男性的脆弱,同樣處於哀傷中的男性反而較容易呈現堅強的樣貌,表現出「事情過了就是過了,生活要繼續往前」的態度,使配偶難以感受到同理與支持。若加上原本就搖搖欲墜的婚姻關係,那更無法承載這個巨大事件的衝擊。就像劉昭國與宋喬安過去對關係理念不同、其中一方不忠而造成相處冷漠,也因此更無法攜手一同面對孩子的驟逝。

婚姻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挑戰、分工、關係互動、權力結構,當創傷事件發生之後,家庭內外所有的關係都被擾動。有些女性長期在關係中承擔生育、養育的所有責任,喪子成為對關係中權力的翻轉,但這方式太痛了。有些當事人會表現出「我孩子都死了,你們還要我怎樣!」的態度,重新站穩自己在各種家庭關係裡的位置,她們一方面希望能走出來、結束哀傷,但另一方面又必須緊抓著這個痛,才能大聲說話,也因此陷入矛盾。

筆者在身心科的心理諮商工作,處理的是因喪子議題而個別前來諮商的女性;在法院家事服務中心,處理的則是要離婚的夫妻。悲傷的是,他們的生命經驗中,共同面對了「失去一個孩子」的重大事件,但這重大事件並未讓他們關係更緊密,而是壓倒婚姻的最後一根稻草。事件加深了關係的裂痕,兩人無法消化孩子的離去,彼此反而漸行漸遠。

有的喪子媽媽如同宋喬安,開始以酗酒來處理滿溢的哀傷,因此失去母職功能,反而成為另一方訴請離婚的理由。就如劉昭國對宋喬安說的:「你滿腦子都工作,你情緒也沒辦法控制,怎麼處理女兒的事情?一個有酒癮的媽媽,對孩子是好的嗎?」這樣的婚姻就像顛簸的車子,是車子的性能不好了要丟掉?還是仍可以重新加油往前走?需要心理專業人員協助彼此對話、理解對關係的想法,讓彼此的作為不再耗損關係,才能重新思考關係何去何從。

哥哥都走了,你還是沒把我放心上

天晴的言語如同父母婚姻的照妖鏡,直言顯現他們婚姻的不睦,因為這對夫妻從未談過、未正視過他們婚姻的困境。我在實務工作上,常見到有人會為了孩子留住婚姻、留住家,不管這個家的品質與內容如何,他們以為這是孩子要的。然而我們也會看見,這樣的家庭讓天晴特別敏銳於父母的互動關係,一步步逼使父母去面對他們的關係。

劇中宋喬安與劉昭國這對父母過度投入自己的事業與哀傷中,難以關注到另一個孩子。當天晴在母親節卡片上寫著「我知道你不愛我,如果哥哥還在,你會比較開心吧?」「你不要告訴我,你做不到的事」,天晴在這些控訴背後仍有盼望。即使看似轉向男同學尋求愛,但最終天晴還是要媽媽的愛、要媽媽看見她的存在。於是天晴把自己放在難搞小孩的位置,與媽媽都如同刺蝟般,只要相互靠近就彼此會被刺傷,但兩人的內在都是受傷的。

面對手足驟逝,天晴的傷痛不亞於父母,天晴與天彥有共同生活10年的生命經驗,面對哥哥的突然死亡,我的實務經驗中看見,像天晴這樣的孩子可能會表現出退化、做惡夢、變得很黏人、很沒有安全感、對意外、對死亡過度警覺,甚至引發焦慮症、恐慌症等精神官能疾病,亦需要心理專業人員協助。

我們都要被愛、被關心、被肯定,更何況遭遇重大創傷事件的人,每個人的因應方式都不同,有人戰(面對)、有人逃(隔離)、有人僵住(解離),事件中的人已沒有能量給出愛,家需要重建,婚姻關係、親子關係需要修復,心需要縫合,沒有好不了的傷,只有好不好看的疤。

(作者為花蓮縣政府駐台灣花蓮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督導、社團法人花蓮縣兒童暨家庭關懷協會心理師/社工師、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婚姻伴侶諮詢門診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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