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諾比核災後的斷垣殘壁。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去年中國基因專家賀建奎於香港發表他進行「CCR₅基因編輯」的演說時,我人正好在香港,當時有一位外籍記者問到:「你認為將這個胚胎植入人體形成懷孕這個重大的決定正確,是因為它是由病人自己作出的,而不是由科學家、醫生和倫理學家作出的。那麼你能不能評論一下,如果科學家、醫生和醫學界不能在像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替病人決定,而是讓它看起來是完全由病人自己選擇的,那我們的責任又在哪裡?」

賀建奎毫無愧色,且胸有成竹地回答,他在為可能感染愛滋病的孩童做努力,他「很驕傲」。這個聽起來冠冕堂皇的回答和記者的提問牛頭不對馬嘴,因為記者的重點是在,萬一這個技術失控了,「你的責任在哪裡?」而賀建奎避開了,他只說「我很驕傲」。

白俄羅斯作家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在獲得諾貝爾獎後,記者訪問她對核能的看法,她說儘管核災過去了30年,人們仍被蒙在鼓裡,當地政府甚至實質上禁止使用「車諾比」一詞,政府沒有克服災難,而是「試圖讓它被淡忘,想要當成沒發生過」。讓亞歷塞維奇最難忘的,是2003年她前往日本演講時,日本核電廠的人員對她說:「車諾比核事故是前蘇聯的人懈怠而造成的,在技術大國日本是不可能發生的。」然而8年後,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嚴重核事故,同樣地,日本官方遮掩事實,那些胸有成竹的技術人員至今仍未讓此災變畫下句點。

這幾年核能議題被拿來與其他發電方式並舉,擁核者甚至提出了「以核養綠」的口號,在刻意設計判斷陷阱的公投題目上獲勝,但在我心底,那位記者的聲音始終縈繞我心。因為人類史上兩次最重要的核災事變中,並沒有核能專業人員出來自問:「我們的責任在哪裡」。那些掌權的專家依然會把責任推往第一線的執行者、意外、超越高標的自然天災,或繼續「很驕傲」地說:機率很低不會再發生。

信念之爭?

多年前我與德州大學環境倫理學者柯倍德(J Baird Callicott)相遇時,他對臺灣的環境運動者提了幾個問題。其中一個便是關於「魔鬼的選擇」。每個環境議題都有其「暗面」,我們該怎麼面對這些暗面,而在環境品質和環境正義間做出抉擇?當時他對環境運動者提出了一個敏感的概念:如果要你選擇,此刻議題的優先順序是什麼?是建立管控水與空氣品質的基礎措施(比方說下水道、污水處理設備,或高效的公共交通以減低空氣污染)?抑或是阻止新的環境威脅(比方說新水庫、核能電廠)?保護生物多樣性?實踐對窮人、原住民的環境正義?或督促腐化的政府重建完善的環境法律?

我當然知道,任何一個資深的環境工作者,都知道這一切息息相關,但柯倍德教授的意思是:魔鬼的選擇。當你人力有限、資金有限的狀況下,議題有強弱之分,事也有緩急之序。他沒有說的是,因為這是論敵會故意以此逼你表態的一種「論述陷阱」。

擁核者近年找到的一個新策略,不是告訴我們他們擁核的「責任」在哪裡,而是跟大眾宣揚,另一種能源「更恐怖」,為了避免那個更恐怖的能源擴張,你們應該支持核能,因為大家都需要用電。在此論述陷阱裡,反對核能的人彷彿都支持燃煤發電,若兩者都不支持則被諷刺是要「用愛發電」。建此論述陷阱的人刻意不提這個論題的根本:此刻臺灣真的缺電嗎?未來臺灣的產業結構與人口數量要不要納入考量?他們的目標只是把反核者污名化為擁護燃煤的死硬派,忽視能源議題本是一個「魔鬼選擇」(完全無污染的能源暫不存在)。因為,如果可能有「另一張公投票」的話,相信一般民眾都會選擇:核能與燃煤都該漸漸減量走入歷史。

反對核能的人經常被簡化為擁護燃煤、造成空污。圖片來源:天下資料,邱劍英攝。

當擁核與反核陣營彼此攻擊對方弱點時,不免揚己抑彼,而一些貌似中立的人就會說,兩方不過都試著去收集有利自己論點的資訊,忽視不利己方的論述,自以為客觀地將對方視為「偏見者」。確實,我們的大腦存在著「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當你被某種立場說服後,不太容易聽得下對方的觀點,不過,我始終不認為擁核者與反核者完全是理念之爭。因為在環境倫理、環境權力的議題裡,學者還常提醒我們注意一件事:發言者背後是否有利益支持?

粗疏來分,擁核者大約有幾種典型,其中一種是核能的相關工作者、研究者。其次是在評估兩方論述後,認為自己下了理性判斷的支持者。第三種是是完全不看資訊,感性判斷,或議題的跟風者。

我個人尊重擁核的自主權與判斷(比方說第二類的人),但始終記得,核能是人類社會二戰後一步一步創造出的巨獸,它不只關乎能源、研究學術,甚至是國家戰爭以及武器發展。也就是說,核能背後具有一個巨大利益共同體。

多年前我曾和一位已故的高工局友人談話,問及為什麼專業人員會一直和官員、政客合作做出擴建高速公路的評估(最離譜的莫過於花東高速公路)。他說很多專業人員認為是沒必要的,但也會默認這些工程的進行,因為他們一生的專業、薪資來源以及退休保障,都可能因為這個產業(營建高速公路)的萎縮而萎頓。而在自我詮釋下,他們會「坦然」地以「專業」來論述某處高速公路營建之必要。更別提土地(或其它)利益的力量輸入時,這種「專業論述」很容易膨脹成「不能不做」的話術。

這也是當有一些年輕人問我為什麼不相信擁核專家、官員、運動者提出的拍胸脯保證時,我始終有很深保留的原因。反核運動者卻沒有這樣的利益關係(除非是對手能源的暗樁)。若不是那些依核能維生的專業者及關係人,擁核的你或許值得花一些時間去想想,為什麼這些無利可圖的運動者,想為臺灣爭取一個無核家園的可能性?

不是反科學主義,而是逼科學前進

威爾森(E. O. Wilson)曾說:「目前,有兩股科技力量在相互競爭之中,一股是摧毀生態環境的科技力,另一股則是拯救生態環境的科技力。」(2002:25)我(與許多人)反核的信念並非是倒退回無科技狀態(因此部分擁核者以「用愛發電」來諷刺是刻薄卻沒有意義的),我衷心期待拯救生態環境的科技力獲勝。

卡森女士(Rachel Louise Carson)反對DDT,曾被諷刺是要把地球送給昆蟲的女人,但最終是促進了防治昆蟲更安全的發明,生物學者從生物鏈的角度提出了更多昆蟲與作物並存可能性的方案。我不是說卡森女士促成了這一切,而是她喚起的聲音與力量可能有效地縮短了DDT危害的時間與廣度。

當科學家發現燃氣比燃煤釋放較少的溫室氣體時,我們就多了選擇。當擁核者攻擊綠能不綠之時,太陽能板的發明者就有責任思考更不污染的塗料、製程與回收程序,以為回應。當環境運動者提醒水力發電造成的河川毀壞與淡水生物浩劫時,潮汐發電或許會加快腳步;當風力發電被警告影響候鳥遷徙時,科學家便被賦予將這個因素加入思考的未來……。

我並不是說這些技術都毫無問題,就像威爾森提過的,環境行動者就像蜜蜂一樣嗡嗡嗡似地在耳畔提醒,會讓專業者更把一些「其他人在意的因素」考慮到技術之中。

單一能源的擁戴,壟斷的開始

擁核者抨擊的燃煤發電,目前占臺灣空污來源的10%左右,臺灣空氣的懸浮微粒濃度及來源,雖因各個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在數據上有所不同,但境外因素始終無法不加以考慮。如果可能的話,我們當然希望燃煤所造成的空污能減輕,這和其他能源一樣,可以透過機組、技術的改進而改善效率,也能用燃氣做局部替代。而臺灣做為軍事敏感地區,為因應可能的軍事攻擊,各種發電的配置比例都應仔細考慮,並且應該是多部門、多專業共同討論的結果。

但相對地,過份依恃核能,在軍事攻擊的可能無法排除、天災巨變頻仍發生的今日,一旦出事臺灣將有成為廢墟荒島的危機,更不用提,目前尚未有任何一個國家成功執行深地質處置的最終核廢處置場,目前討論中的每一處專案,都仍存在著未定數。這是因為居民的恐懼、利益獲取,以及信任感間無法平衡的緣故。核廢場(無論哪一個階層的核廢場)都是嫌惡設施裡最讓人嫌惡的那幾種之一。

直到現在,核廢料處置仍存在相當的風險。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相對地,核能在本身安全性與核廢這個議題上,只能藉由不斷告訴民眾,「外洩機率很低」,以及低階核廢料劑量很低,對人體並無傷害來做為保證。但民眾亦可以聽到持不同看法的科學家的論述。從1970年代以來,就有另一批科學家認為不是兩倍的輻射效應才會造成兩倍的後果,長期低輻射,或變動性的輻射量也能造成傷害。因為輻射活動有隨機性,在細胞脆弱狀態下,若遭遇隨機性的輻射,就可能造成嚴重後果,而存在不同介質裡的輻射,也可能會有不同的效應。

有一種想像是,因為技術的進步,核能發生災變的機率下降了,因此它相對安全。事實上只要有災變的機率存在(不論是天災或是人禍),明天、後天都是全新的一天,對我們不及百年的人生來說,它只有發生災變與不發生的差別。我不想比較燃煤發電與核能發電何者傷人較為嚴重,我們要做的是抨擊傷害,特別是核能造成的傷害不會是以「你的一生」為度量時間的。是什麼樣心態的專家,才敢做這種「神的尺度」的保證?

若再考慮核能技術與軍事技術的深度相關,被挑戰時往往依然隱蔽多數資訊,這便是亞歷塞維奇所抨擊的:政府的隱蔽,以及他們只希望你淡忘。

各種發電方式都有其缺點,核能亦有其缺點,擁核者要做的不是要求我們「忘記這些缺點」,反核者亦非純粹的恐懼核能而已,其中還有一個讓人不安的因素是:一旦這種態度的擁核者將核能推上壟斷多數能源來源的位置,未來我們還能知道什麼?

擁核者應該以其正面信念,去說服反對者

在上一次的公投中,擁核者策略性地提出數個題目,包括「『平均每年至少降低1%』之方式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以及「廢除我國電業法第95條第1項之非理性規定」等,這數個議題包裹投票,鼓勵民眾通通贊成。也就是說,為了讓核電不在2025年全部停止運轉(相對弱勢提案),連帶要求民眾支持特定政黨提出的,每年降低1%火力發電(並未說明火力發電的型態,單純要求在一定年限後,發電量必然歸零)的提案。

這種態度意不在理性說服、對抗,而是策略至上的考量。擁核者不斷強調核能的重要性,長遠來看是要朝重啟核四的方向前進,是想以核能主導未來臺灣能源走向,而非真誠「養綠」。

而此刻擁核者更提起核廢料遷出蘭嶼的公投提案書這種「不證自明」的提案,目的也是為了發展核能,而非真對核廢料放置蘭嶼的歷史問題表達懺悔之意。將核廢遷出蘭嶼的提案,因公投票只有「贊成與否」兩種選項,根本無從測知此案背後支持的複雜態度,會造成的只是被煽動的擁核者投下的贊成票,是充滿嘲諷性、自傲自己策略成功的一張票,而非為弱勢環境難民發聲、對歷史懺悔的一張票。這可以從擁核發言者宣稱達悟人是為了回饋金而接受核廢場的言論並存來看,就可以知道。這個公投案,只是再次重複「我很驕傲」的心理狀態而已。

此外,部分擁核者常以「我願意讓核廢料場放我家附近,只要和蘭嶼擁有一樣多的補償金」,來表達對核廢場無害的信任感。事實上是一種虛矯的道德宣示。因為擁核者若真有心,那應該做的「正面努力」是,尋找一處理念接近的地點,透過說服當地居民,向台電爭取補償金方案,接著發動公投讓全民贊成將核廢料遷至此處。唯有如此,擁核者才會從輕薄、占反核運動者便宜的輕浮態度,轉變成負責任的組織。因為這歷程,擁核團體才會知道說服他人的困難,並得以直接面對每一個個體恐懼的來源,包括過去住在核電廠與核廢場旁居民,對核災變的深層恐懼。

反核者亦將以自身的信念(人權、能源、未來)堅持下去

記者胡慕情在311事件後有一連串的報導是關於日本災後處置,報導中指出:為了尋覓貯存場,福島縣政府提高補償爭取設置地點,但幾乎所有被列為候選地點的居民都反對。光是低階核廢都無處可去,可以想見,未來用過的燃料棒即便得以取出,恐怕也仍面臨無處可去的問題。而為研究如何拆除反應堆和處理高放射性廢物,如熔化的核燃料棒,日本政府已經付出了高達7千多萬美元的預算。(〈全球核廢難題〉,《獨立評論》,2014-10-28)更別提福島居民的傷慟,福島人的印記,恐怕不是一代居民能消除的。

達悟作家夏曼.藍波安曾說,對達悟人而言,核廢料不只是安全性的問題,還是族群壓迫的問題。核能的背後站立的是「族群與階級壓迫」、「環境剝奪」,乃至於「全球化的霸權與隱藏性的軍事恐怖」的幽靈。

我過去寫過一篇文章,提到核能一旦成立就將產生核廢料的置放問題,說到底主事者從來不是考量放置何處最為安全,而是放置何處反抗的力道最小。這個反抗力道最小的族群,往往也是彼時對核能的認識最不清晰的弱勢者。而一旦發生核安事變,進入清場忍受慘劇的第一線人員,往往也都是無法抵抗命令的軍人和窮苦的工人。福島核災的工作人員並非「勇士」,而是被職業責任與微薄酬勞綁住人生的悲劇者。他們只是災難波瀾下的擋火牆、消波塊而已。

核電廠蓋在哪裡,就將對當地的環境造成剝奪性的傷害,不只是人以外的生物,居住於核電廠災變半徑裡的居民,沒有一刻獲得完整的居住安全感。這種剝奪或許不如生態環境的立即傷害,卻是隱性的永久創傷。核災變後不只是即時性的殺戮,它是一種朝向未來的殺戮。還未出生的嬰孩,未來土地的生靈,倖存者人生的恐怖摧磨,乃至於隨時會被轉換成戰爭工具(無論是攻擊他人或是被攻擊的威脅)的陰影,都意味著核能源是沒有想像力的產物。

亞歷塞維奇說:「真理是分散的,為數眾多、各不相同,而且四散於世界各處,因為如此,真理無法全數置入一顆心或一個腦子。」實際上,亞歷塞維奇的家人也受車諾比事件之苦,她的妹妹在災變後罹難,母親失明。她採訪超過500位受訪者,歷時10年,就是要集合眾多心與腦,繪製出一幅複雜的人類心靈圖像。

日本311至今,我偶爾會遇到人跟我提及近幾年反核聲勢的減弱,但我從不認為那是個問題,因為反核是評估、思考過的理念,是感受他人之痛苦以後的覺醒。但如果沒了你的嗡嗡聲,那些被質問「你們的責任何在」的人,只會更大聲地回應「我很驕傲」。所以請站出來,至少站出來聽聽看其他心靈的意見,到街頭上,了解他人的恐懼是如何發生的,一起承受那些希望、失望與矛盾,一起了解科學技術、督促專業,思考如何對抗那些總是想以機巧占人便宜的人,不讓傲慢輕易得勝。因為這是我們的責任。

(作者為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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