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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6日清晨,在日本19條被奪走的生命,引起世界震驚。到今天,這19條生命的名字,依舊是個謎。然而,造成這個事件的主導者「植松聖」這個名字,卻像是佛地魔一般,每個人都知道、卻不敢或不願意再提起。

日本有個出版社,即使遭到反彈與抗議,仍然出版了植松聖的獄中手記,並將標題設為「被打開的潘朵拉盒子」。抗議的受害者相關人員與部分障礙團體憂心,被告的優生主義思想會因此擴散,強化對障礙者的偏見,造成障礙者更加被社會排除。出版社則認為,這個事件,不應該就這樣被風化了。其實這個社會上,有多少人跟這個被告有一樣的思維,但卻不願意承認、不敢去正視?因此仍然出了這本書。除了被告的獄中手記,也有障礙者家屬與精神專科醫師的立場論述,意不在擴散負面思想,而期待可以讓更多人檢視與反思自己潛藏的思維。

激情地指責被告的行為很容易,但是,我們自身是否真的沒有一絲絲與植松聖相似的想法?

你領的薪水裡也包含被打的費用呀!

事件發生兩周年當晚,NHK的節目邀請長年從事障礙服務的管理層級與第一線人員座談。有人說,當聽到事件發生那一刻,第一反應竟是,「幸好不是發生在我的機構。」畢竟這件事,有可能發生在任何機構。又有人說,其實在某些時候,覺得自己也可能變成植松聖,特別是在被服務對象暴力對待時,及長期看到服務對象的家人將其如同棄置一般都不來探訪,不禁讓人質疑障礙者活著的價值與意義。

另外,節目中募集來的社福第一線工作人員的意見中,有人提到,當被服務對象暴力對待時,向主管反映,主管的回應竟是,「你領的薪水裡也包含被打的費用呀!」社福單位的「人力」是最重要的資源;然而人力不足、工作負擔過重,機構即使配置法令規定的最基本人力,夜班一個人要負責25人是常態。而這些人力負擔過重的現象,在台灣的社福領域中,並不陌生。

在課堂上,老師問,「從道德上來說,什麼樣的情況下,殺人是可以被原諒的?」

「殺人當然不能被原諒!」多數人會立刻這麼回答吧。

換個情境,如果,有個人殺死她/他19個有障礙的家人,那麼,可以想見這件事情應該是會被社會輿論同情與被原諒吧。當然,這是很極端、也很可能不會發生的案例;但是,不論是不堪長期照顧負荷下而殺死障礙家人、或是產前檢查而將障礙寶寶墮胎,這些「以『愛』為名」的殺人案例在台灣並非沒有發生過,卻多半被社會大眾認可與接受。又如果,植松聖殺死的不是19個人,而是1個人,那麼這件事情還會如此被關注嗎?

除了指責被告,我們還反省了什麼?

植松聖表示,他與納粹主義的優生思想主張不同,他無意殺死所有的障礙者,但他認為那些無法自我表達意思與溝通的,不能被視為是「人」,所以他主張他不是殺人犯。相似的論點,出現在澳洲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Albert David Singer)的主張中,他認為,未有自我意識、對過去與未來無感、無法與他人產生連結能力的,不具有「人格」。

然而,生為「人」的條件是什麼?生命的本質又是什麼?誰又可以決定他人的生死?當我們無法與對方溝通時,是對方無法表達?還是其實是我們自身未具備可以理解對方表達的能力?

當憶起這個事件時,除了悼念這犧牲的19條生命,以及指責被告的不被認可的思想與行為之外,我們每個人自身,又改變了什麼?

那晚節目的最後,一位從事障礙者社區生活支持的個人助理表示,他與同事們也曾被服務對象暴力對待過,於是,在一次聚會中,他們向那位有暴力行為的智能障礙者坦承說出他們的感受,包括恐懼。漸漸地,他發現那位智能障礙者的暴力行為減少了、越來越能控制自己的衝動了。

近日台灣關注民意代表帶頭違法的「以愛心為名」未立案身障機構。愛心很重要,立案也重要。但當我們持續只秉持著愛心、強調形式上的合法,卻無視自身心中那個潘朵拉的盒子與合理的體制,難保佛地魔不會出現在台灣社會中。你我都可能是那個成就佛地魔的力量,也可能是那個轉換佛地魔的力量。

(作者為日本立命館大學大學院先端總合學術研究科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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