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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1日聯合報刊載的報導:「根據國教署規畫,國立學校方面,普通科現行106學年核定每班40人,預計107學年先降至38人;專業群科及綜合高中學程,目前是38人,107學年先調降1人。私立學校部分,以調降至每班45人為目標,目前普通科已是45人;專業群科及綜合高中目前是48人,107學年先調降至47人。」

另依據教育部1060203函,臺教授國字第1050143807號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因應少子女化調整班級數及班級人數處理原則」第3點說明:「自105學年度起,本部得視招生前一學年度各就學區之就學機會率高於120%者,依下列原則,逐年調整學校班級人數,公立學校每班以調降至35人,私立學校每班以調降至45人為原則。各公、私立學校得考量實際需求,申請自行調降班級數及班級人數,報經本部核准後辦理。」

觀看以上資料、加上這些年的出生率,不難推估:在現場教師眼中,少子化因應與連帶降低師生比的作法上,早落後於時代所需,目前所為,僅是勉強趕上。不過,這也讓人沉思起背後的思考邏輯──當教育政策不斷翻轉,要求現場教師或各級學校改變時,其實根本沒能及時提供應有的配備。

在這一波12年國教的教改中,不少學校確實正因為不得不的少子化壓力降低人數。但這並非積極意義上的努力,而是消極應對。準確而言,這些年來依然有不少學校的師生比,遠超過教育部所得的綜合統計數據,這無非是一種「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思維。

師生比是教師人數除以學生人數的比例,師生比越高,代表一位教師所必須照顧的學生就越多,平均一位教師分配的教學責任和勞務越大,平均每一位學生被照顧的機會也相對較少。其中,不少各縣市所謂的「明星學校」,即便想守住一班40人的底線,也經常被踩線。中央政府在上強調多元發展,但家長在現場則擔憂著自己孩子無法獲得「更好」的教育,所以無論如何都希望盡可能躋身名校之列,以期兒女能夠永遠「贏在前方」。在更寬鬆的人數限制條件下,名校學校將湧入更多學生。升高二分組時,多數家長與學生又拚命擠入自然組,往往導致備受青睞的三類組,一班學生高達42~46人。

然而這些觀念,不正顯示著人民的思維其實一直都不願意擺脫分數及排名的束縛,亦難以接受非學術走向的人生選擇嗎?寄盼兒女就讀過去省中、省女中改制的高中,又指導暗示兒女(而不少青少年在不了解自我興趣時,容易接受暗示)不妨棄文擇理。其中仍有家長不願盲從主流,但這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仍強烈期待這樣菁英的傳統得以延續。

因此,倘若降低師生比這件事無法「落實」,又欲達到新的教育成果,唯一可能就是壓榨現場教師了。偏偏這樣的重擔還可以扣上另一項大帽子——教師的天賦義務,便是抱持「教育愛」。教師在現行法規中不算勞工,沒有罷教權利,還該符合社會期待,無止盡地改變與付出。

教育愛當然不是壞事,但人的壓力承受或情緒勞動也是有限的。當不少民眾羨慕國外活潑創意的教學,不知是否也留意到,這需要條件成全。芬蘭60萬中小學學生,分布在4,000所綜合學校,平均每校約150人,班級人數不超過20人。沒有進度壓力,寧可等待落後學生也不加速填鴨,如此落實小班教學、平等看待各學校中的每個不同的學生,這股力量正是教師能夠創新的絕佳助力。丹麥的師生比遠低於台灣,約莫為1:10,教師並無其他雜務,只需專注教學。筆者甚至毋須再舉出更多實例,多數台灣人也明白一個班級40人的教學或受教品質,實難達到教育革新上的諸多理想。

更何況我們還未深入討論,目前光是以「人數比例」作為師生比的唯一指標,是否恰當?有些特殊的孩子,需要更多資源與不同的教學方法,簡單的數字挪動,又怎能概括、體察教室現場的殊異性?當思考方式總以「數字」出發,在每次評考教育績效成果、緊張於台灣落後於他國的PISA或Toeic成績時,是否忽略了「人」才是最重要的核心?

時代遷變秒換,教育與知識不斷改革,而一般民眾無法信賴,諸多觀念難以更新;現場教師情緒過勞,無法獲得有效資源,這列車永遠不可能按照最初設定的想像,全速奔馳。一輛載著過重乘客的車,如何能夠準時、安然抵達所要的遠方?
數字會說話,然而該怎麼聽數字隱藏的魔鬼細節?如何找到數字之外的詮釋空間?才能把教育資源用得最具效率,而非活在片面假設,苦心要贏卻各方皆輸。畢竟,教育不是一場拚輸贏的事。

(作者為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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