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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他人之痛苦──我的苦難,不該是你的故事〉一文內容激起了很多人的憤怒,認為作者過於情緒化反應,或說過度詮釋《做工的人》,即便我身邊一些從事非政府組織工作或關注社會議題的朋友,也認為這樣的書寫不適當。但我想在這樣的激怒之後,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們是否也可能一時不察,讓良善動機反而傷害他人?

在《做工的人》出版以前,我即在不同的社群平台閱讀過林立青書寫的文章,例如「挺移工」或「NPOst公益交流站」。作為一個初踏入勞動與外籍移工權益的新手,林文確實提供了一個生平沒遭受過什麼嚴重苦難、處在布爾喬亞階級的我,對勞動環境的初步認識。《做工的人》在勞動現場中不同的工作場域切換,藉此也帶出不同職業別的勞動群體之苦難。

但我認為,在自己閱讀鄭竣展文章的過程中,我所觀察到的是:文中的核心關照是「定型」。透過文字書寫描繪出目標之後,目標被定型了。從我的經驗而言,書寫或許有助於我們接近所欲暸解的目標,但我不認為有辦法完全成為目標對象,最多只能做到貼近。因為每個人的成長經歷、社會歷練、身心狀態等都是獨一無二。即便抱著同理心,懷著感同身受的思考嘗試貼近,但我們終究無法變成他者。畢竟《你的名字》還是一部電影,而非真實世界。

那樣的獨一無二,即便《做工的人》出個三部曲都未必能夠寫完,而又因為如此的獨一無二,我們也不會知道身為工地中他者的我們,能夠多貼近至這群工人。我們的一時不察、自以為是的驟下論斷,可能替這群我們生命中的他者帶來新的傷害。但為什麼?為什麼這群工人們要去承受部分人士根據不完整的理解、同情,所提出來想法或解方的傷害?台灣的正義之士還嫌少嗎?有多少當事人因為這些「正義之士」的義舉受到傷害,又有多少義士的思考與行為僅停留在替自己的行動辯駁,未曾反思其造成的傷害?

從天而降的鎂光燈,不見得是好事

我想從自己關照的移民工議題進一步分享。若鄭文中的主體從「工人」切換成「新住民」、「新二代」、「移工」呢?亦或是任一個不被照看的、台灣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他們生命中的苦難應該成為被研究和消費的對象嗎?

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大力推動的新南向政策,高舉「新住民」和「新二代」,視其為台灣新南向的外交資源,我們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培育新二代,讓他們成為新南向的外交尖兵。就這點,我在不同講座場合聽過暨大東南亞系的李美賢老師或燦爛時光的張正大哥分享,請政府「放過新二代」吧!

政府政策反映出的社會想像,是一個新二代應該精通雙親母語、在兩個國家間游刃有餘。這樣一個毫無調查基礎,突然從天而降的鎂光燈/牢籠,對在兩個文化中徘徊失落的新二代,不見得是件好事。年紀稍長的可能還在尋回認同,年紀稍幼的可能正在建立自信,今天這樣突然的放大,無疑再次傷害了他們。「我無法如社會想像一樣,所以我到底是誰?我是不是不配被稱作新二代?」

正視書寫與研究的價值,但請更小心

移工層面,我這邊先不論極端惡劣的虐待、性侵、非法禁錮的案例,即便這些個案的前提也是建立在台灣社會普遍對「東南亞」「移工」兩個對象狹隘、偏頗的認識。我們近年可以看到政府在一些公開活動場合邀請移工團體進行展演,標榜推廣東南亞文化,促進友善多元。實際上,當受邀移工團體為了台灣政府邀約,利用工作之餘和難得假日費心練習,首長卻以行程繁忙、視察政績為由,當場轉身離開,大批聞首長而來的人隨即一哄而散,隔天媒體僅剩對政府政績的溢美之詞,移工完全不會出現在版面。

別忘了,這些還是比較有餘裕時間,投注自身興趣的移工,還有另一群移工是如同《做工的人》書中所寫,只能困在危險、骯髒與有辱人格的勞動現場,或是被雇主宣稱為「家人」卻被溫情禁錮的家庭看護。移工在台普遍遭遇到的問題,諸如語言資訊不通、自身權益認識不夠、文化習慣不合等狀況,在已有63萬移工的現在,我們還要忽視多久?

凡此種種,若沒有研究或書寫,一般人完全無法得知,或可能被台灣主流的社會意識挾持,認為那些群體遭遇之苦難是自找的。我們不得不書寫與研究,讓更多人看到社會的真實,理解苦難的脈絡,否則現實根本沒有扭轉的機會。但作為他者,我們也必須非常謹慎小心,時刻懷疑是否貼近了真實,畢竟那些傷痛苦難的經歷是如此獨一無二,難以簡單的定型。那些當事人敘說經歷的過程裡,言詞上的輕微,卻是他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讀完〈旁觀他人之痛苦──我的苦難,不該是你的故事〉之後,我只能提醒自己,小心再小心。

(作者為台中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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