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小畢業典禮那天，我上台領縣長獎，這是一個六年來總成績是班上第一名的人才有的殊榮。然而我的爸媽沒有去我的畢業典禮，我不想讓他們因為請假而被扣薪水，所以我說不用去也沒關係，反正就是領個小獎。我原本真的沒有很在意他們沒有來的。
從小除了會念書，我什麼特長都沒有。我既不會任何運動──籃球考試都能因為一顆都沒中而拿零分；也沒學過任何樂器──連五線譜都不會看，所以國小六年我沒有什麼機會能領獎。畢業典禮那天，走上禮堂的舞台時我雙腳都在抖，直到走回台下的休息區，我努力控制住僵硬的臉，撐出一抹體面的微笑在人群中找個空位坐下，旁邊的家長們在說話，似乎在談論我。「她就是第一名的那個嗎？」「對啊，就她媽不是台灣人的那個。」
我坐在位置上，手緊緊地握著我的獎狀。腦袋閃過了上小學前媽媽跟我說的一句話：「你要加油，不然人家會說，難怪，她是柬埔寨的女兒。」
我媽當年一定沒想到，事隔六年之後我拿了班上第一名畢業，我依然是「柬埔寨的女兒」。
後來有好幾年我都好後悔怎麼沒讓我媽去畢業典禮，讓那些人看看我不是台灣人的媽長什麼樣子。
你「這樣」還能做到，很不容易耶
國中開始我到台中念一所頗負盛名的私立中學。國中老師終於不會跟國小一樣莫名其妙就叫我做三份掃地工作，或是叫我跟就讀資源班和來自單親家庭的同學一起在午休的時候去聽老師說故事，大家一起做勞作和唱歌，好像我從小就沒有人愛一樣；也不會在上課時當著所有同學的面說柬埔寨有多麽的落後。在我的國中裡，同儕之間評價一個人的標準很單純：你學習是否認真、參加班上活動是否熱心積極、及你有沒有想法、善不善良。
剛進這所學校的時候我跟同學的程度落差很大，在近60個幾乎大家都是國小第一名畢業的班級裡，第一次段考我考了30名上下。第二次段考我很努力，進了前10名，學校的成績單上只有前10名會公佈名次，以維護同學的隱私，也有鼓勵的作用。去學校餐廳吃午飯的途中，有個班上同學走到我旁邊跟我說：「你很厲害耶，才一個多月就進步那麼多，怎麼做到的？」
終於有一次，我聽到一句我真心喜歡的讚美。而不是從前那些：「育瑄啊，你『這樣』還能做到，很不容易耶。」
原來我家就是「有新移民配偶的社經地位弱勢家庭」
在一個我的成就與失敗不再跟我媽的身份掛鉤的地方，我本該能無憂無慮快樂學習的，然而卻發生了一件深深影響我的事。
有天我媽打電話到政府部會問我從彰化跨區到台中念書，還能不能像國小一樣申請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補助。卻得到對方一句冷冷的回應：「家裡窮就不要去念有錢人的學校。」
從前填家庭調查表的時候我都勾我家家境小康，從那天無意間聽到我媽跟我爸說他得到什麼回應之後，我才開始注意到我家原來是窮的。原來我就是課本上說的「有新移民配偶的社經地位弱勢家庭」長大的孩子。我才發現我沒有跟我的同學一樣上雙語小學或有一個英文母語人士家教、我沒有學十年的鋼琴、也沒有學過跆拳道、書法、即席演講，更沒有機會學會如何落落大方的在台上說話，以及我從小就一直被挑毛病的中文能力，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我來自一個低社經地位的新移民家庭。
這件事除了我爸媽和我，沒有人知道。幾年過去了，那位傲慢官員的無知一句話，讓我成為一個易怒和憤世嫉俗的人。有次高中室友跟我抱怨為何學校總把全國性英文比賽的機會優先讓給學校裡那些小時候住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同學，都不給其他人機會很不公平的時候，我只眼帶火光的大聲丟下一句：「你手裡拿一台i-pod，還跟我談公平？」我開始鄙視所有因家庭背景而得到某些優勢的人，我開始很注意別人的用字遣詞當中有沒有一點看不起東南亞社群和社會下階層的意味，如果有，我就會開始憤怒，直到心中的無力感難以承受為止。
一條長裙與晚了16年的耳洞
升高二的暑假，我跟母親「回」了趟柬埔寨探望親戚，兩個星期的時間其實很痛苦的。畢竟人生地不熟，雖然身為華僑的親戚們都會講國語，然而他們習慣說的是我當時不會的廣東話。我們每到訪一家，在一陣熱烈的歡迎之後，大家都會關切地問母親：「你女兒不識講廣東話啊？點解（怎麼）沒教她呢？」當時我廣東話只聽得懂隻字片語，然而這句話重複大概第五次之後我總開始聽懂了吧。到後面母親也不解釋了，只是跟我一起苦笑。
廣東話的紛爭在我到柬埔寨的第一個下午達到了高潮。在一個家庭及工廠的客廳裡，一群人搬了塑膠椅圍了一圈敘舊，在我邊沈默陪笑邊神遊大概兩小時之後，突然有一句話凝結了熱絡的空氣：「你女兒……是啞巴嗎？」
更糟的是，我就恰好聽懂了那句，偏偏我無法反駁，我連廣東話的我（ngo）都發音不出來，怎麼能說「我不是」。當下，我真成一個啞巴了。
回來台灣幾個月後，某個留在學校準備期中考的週末，我不知道哪條神經不對，決定穿上我從柬埔寨帶回來的一條大紅色長裙。我一向是低調的人，也知道大紅色的底配上褐色圖騰的長裙並不在同年朋友的穿著風格裡，但我還是穿了。一天下來，不管走到哪朋友們都過來關心，反應大多是驚訝，沒什麼負面評價，幾個人甚至給了讚美。那天下午我給母親打了電話，說：「媽，我想穿耳洞了。」母親不敢相信一直不願意像其他柬埔寨小女孩一樣打耳洞的我說了這句話，一直蛤蛤蛤叫我再說一遍，到後面我近乎用吼叫的音量跟她講了大概第五遍，她才說：「真的噢？那下星期你回家我就帶你去打噢？」
在服儀規定嚴格的保守學校裡，我前兩週不能拆的耳環果然又受到了大家的關心，但我不介意。耳洞打下去的時候，明明知道身體一小部分不見了，心裡卻像耳上的耳環一樣沈甸甸的，很踏實。他們想怎麼說就隨他們去吧，因為怕別人說所以晚了16年才打耳洞，不等了，也沒必要再等了，因為我不怕人家怎麼看了。
在那之後我開始自學廣東話，學著去吃我以前不喜歡的魚露、看些東南亞移民工相關的書。一個週日的午後我帶母親到台中的第一廣場東南亞超市裡逛，人潮擁擠得讓她不顧害臊牽起我的手。我看著旁邊戴著金耳環和銀手鐲、一樣被她母親牽著的越南裔小女孩，竟有種惺惺相惜的感動。
找回我的名字
現在來美國上了大學，在這裡有個是移民的父母並不是件什麼了不起的事。課堂裡總有幾個國際學生，到後面要不是搞不清楚誰是哪個國家的（在兩個以上國家長大的大有人在）、要不是知道了也沒人在意。當人家問起我會不會什麼中文方言的時候，我都一定會開玩笑地提到：「感謝那些因為我不會講廣東話就不鳥我的親戚，thank you!」因為在獎學金面試的時候，面試官看到我申請書上寫自學廣東話就叫我自我介紹一段，結果剛好他們三位都很喜歡看香港電影，大概有加分吧我想。偶爾去唐人街吃港式飲茶的時候還能在朋友面前用廣東話要個醋，然後就會有種自己根本就是神的自豪感。
當有人再問起我是誰的時候，我會微笑地告訴他──
「你好，我的名字是劉育瑄。很高興認識你。」
（作者為有柬埔寨華裔母親的台灣囝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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