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文化部的「台灣設計蔣」活動引發爭議，成大校園的蔣公銅像剛拆去，關於政大校園的蔣公銅像處置又有一番新的爭論。這一連串事件皆凸顯台灣轉型正義的問題，剛好我人在德國，希望能提供關於德國社會在二戰後，對於納粹時代所造成傷害做出的反省，以及德國在轉型正義上的努力，提供台灣社會進一步思考。
轉型正義的意涵，通常代表國家對於過去政府不正義的行為所採取的各種補償與檢討措施，追究當時加害者的責任，並且補償受害者的損失與傷害。轉型正義的目的除了還原歷史真相外，還要預防政府未來對於人權的侵犯以及歷史的重演。
而關於德國轉型正義的進程，我認為可以形容是「在路上」。這個「在路上」一共有三種意涵。第一個代表這是一個進行式，德國社會與德國政府持續對於納粹時代的反省與檢討。第二個則是關於德國在重建與還原史實的努力，包括在德國旅行的路上，旅人到處都可以看見的歷史博物館及展覽館。最後一個在路上，則是指現代德國年輕一代並不只是被動地從教科書上面對納粹，他們是在日常生活中，或甚至是在旅行的路上，學習如何面對自己的歷史。
二戰剛結束時，德國社會仍然處於支離破碎的狀態，人民無心於討論納粹時代的歷史悲劇，當時德國國內的主流文學學派，廢墟文學(Kahlschlag)，選擇採取不評價戰爭的態度，只關心當時因戰爭而受創的士兵及平民，希望德國能趕快向下一個歷史階段邁進。但這樣的期望，迅速地就因德國被當時的列強瓜分、東西德對立等現實因素而消失。尤其關於納粹問題，更因國際壓力而成為德國政府及社會不得不迅速面對的傷口。除了戰後在美軍介入下進行的紐倫堡大審外，德國政府主導最大的納粹審判奧許維茲審判 (Auschwitz Prozess)，則在1963年展開，歷時5年，並在1970年代後有幾波零星的補審。該審判的內容主要是針對在納粹期間，曾在歐洲最大的集中營，奧許維茲集中營工作的中低階納粹官員進行裁決。儘管該審判結果並沒有盡如人意，許多殺人如麻或助紂為虐的納粹份子普遍被認為輕判，更有許多當年的納粹高官早已逃亡至中南美洲，但很明顯的，德國法官一直試著給歷史及社會一個交代。且關於納粹的清查及審判工作仍然持續運作，甚至在日前，高齡已達94歲的Hans Lipschis，仍然因曾在Auschwitz集中營工作的罪行而被逮捕。
此外，納粹的政治及權力結構在戰後德國的延續，亦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例如在1968年，著名的反納粹運動分子Beate Klarsfeld，公開在CDU(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基督教民主黨簡稱)大會上揭發當時的德國總理Kurt Georg Kiesinger為前納粹一事，掀起德國政壇及社會風暴。文壇及社會輿論口誅筆伐，譴責CDU包庇前納粹黨員，而社會大眾普遍對於該總理的不信任，也使Kiesinger所屬的偏右政黨CDU在隔年立刻被偏左政黨SPD(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德國社會民主黨簡稱)換下，新一任德國總理由在戰時曾因反納粹而潛逃到挪威的Willy Brandt取代。Willy Brandt很清楚納粹歷史對於德國的傷害，以及德國該為納粹歷史付出的責任。例如他著名的華沙之跪，便是向所有在戰時被無辜殺害的波蘭猶太人致歉。雖然這一跪被許多人認為是為了搏取虛名(也的確幫他搏到了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這一跪仍然顯示這位總理是如何正視納粹所帶來的歷史傷害。
而在補償的部分，如德國現任總理Angela Merkel所提到的，德國人對納粹的罪行具有「永恆責任」。除了針對受害者個人的補償，德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皆投入大筆預算，希望透過正規教育或是日常的文化教育讓人民記住歷史教訓，以避免悲劇重演。上面的例子都顯示，納粹在德國是個禁忌，這並不是不可說的禁忌。青史不容成灰，亦不容人隨意踐踏與詮釋，德國人一直持續透過還原與釐清當年的罪行，給歷史與德國社會一個交代，這是德國轉型正義的第一個在路上。
而第二個「在路上」，則是在德國國土的路上。大部分到德國旅行的人，都會為德國隨處可見的歷史紀念館或紀念碑印象深刻。尤其是在德國首都柏林，更是充滿各種關於納粹的遺跡、猶太人和集中營相關的紀念遺址。在德國第一家百貨公司KaDeWe旁豎立者一個巨大的紀念牌，上面寫著當年納粹建立的各大集中營，要大家不要忘記這些曾經的恐怖；波次坦廣場旁邊巨大的猶太紀念廣場，冰冷的石頭宛如棺木，沒有人到現場能不肅然起敬。還有全世界最精彩的猶太博物館，博物館裡仿造集中營的建築設計，讓所有參觀者都感受得到處在集中營裡的窒息與絕望。
而與納粹歷史最相關的，莫過於恐怖的地形，Topographie des Terrors，一個關於納粹歷史的展覽館。這棟博物館蓋在前蓋世太保總部的舊址上，整個博物館的主軸是納粹崛起、掌權及日後衰敗的過程，但重點更放在整個蓋世太保及警察系統體制之上。他們在何時提出什麼樣的猶太政策、在何時撲殺多少猶太人，戰後他們又被如何判刑等詳細的史實介紹。納粹的暴行不只是透過文字，更透過許多納粹高官的發言及影像被詳細紀錄下來。在德國國內，這樣相關的歷史遺址或後來才開設的博物館與展覽館隨處可見，連當初希特勒崛起的城市慕尼黑，在這幾年也開始動工蓋起猶太博物館。我認為，這正是德國轉型正義的第二個在路上，即對於歷史事件的重建及釐清，對於當年國家集體犯罪的還原以及懺悔。
至於最後一個「在路上」，則是關於現代德國年輕人對歷史的態度，尤其是他們踏上旅程後，必須面對與反省的歷史問題。我遇過許多三十歲以下的德國年輕人，他們曾經在異國的路上，無論是在巴西、印尼、台灣、或是同在歐陸的英國，被別人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提醒他們是「納粹」國家的一員。可能是無知的外國人覺得「納粹」聽起來很酷；或是從教科書上學到「納粹」一詞的朋友，想從他們口中了解歷史的真相；甚至是不明不白就把他們劃分到無情殺人機器同一邊的仇德人士。納粹歷史對他們而言，並不是躺在書本上的文字，而是緊緊貼在他們生命中的標籤。作為德國人，他們得隨時意識到自己所擁有的血液，曾背負一段血腥的過去。這些年輕人都是無辜的，但站出來解釋歷史、為自己辯白，並避免讓歷史再度發生，都是他們必須學習的課題。
這三個「在路上」的轉型正義，凸顯德國政府及德國人對於歷史的態度，不僅僅是政府努力地想讓大家記住歷史的教訓，德國人自己也無時無刻得面對與思考歷史留給他們的難題。對於血腥的歷史，他們知道的是什麼？當別人問起這些血腥的歷史，他們能解釋的有什麼？當這些血腥的歷史成為他們生命中的一部分，他們所持有的立場又是什麼？
當然，「新納粹」這幾年在德國也逐漸崛起，尤其東德因為在統一後的經濟問題，加上外來移民與本國勞工的衝突，讓許多年輕人選擇成為新納粹。每年五月一號，美其名勞動節，但在德國，也是新納粹一年一度的遊行日。不過遊行往往雷聲大雨點小，上街反對新納粹遊行的人比參與新納粹遊行的人還要多。這個現象也讓我願意較樂觀的相信，普遍德國人仍然記得納粹的歷史意義，他們仍然在轉型正義的路上努力。
反觀台灣，台灣政府由上而下對於轉型正義的漠視，使得台灣社會對於威權遺毒了解甚少。與德國的三個「在路上」相比，台灣的轉型正義努力完全不及格。首先，權威時代的統治結構仍在，許多國民黨高層幹部當年正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幕後推手，關於白色恐怖時期的審判與檢討，也往往無疾而終，甚至不曾開始。至於第二點，在歷史的還原上，政府對還原二二八真相做的仍然有限，景美人權園區如蚊子館，更不用提應該要被拆除的蔣中正銅像仍穩穩站在校園內，連德國人權專家到台灣，都分不清蔣中正到底是殺人兇手還是偉人，才會擁有這麼大一個紀念堂來膜拜他。最後，台灣政府這幾年來的教科書，更對國民黨政府當年的高壓統治罪行採取「漂白」與「淡化」的態度。作為一個在歐洲的台灣人，我有時在解釋國民黨政府及戒嚴歷史時也會感到心虛，不確定自己的解釋是否正確。國民黨政府似乎覺得透過金錢補償，正義就已經獲得伸張，過去便不需要再被討論，國家與社會應該要就此向前邁進。相較之下，德國人對於轉型正義的態度可以給我們一個借鏡，歷史不應該被馬虎對待，或被拋棄在時間的洪流下。儘管德國政府與人民已經做了這麼多，試圖彌補當年的集體罪責，卻仍自省還在轉型正義的路上，轉型正義與還原歷史的實踐不會有終點，他是一個進行式，永遠在路上。
（作者為台大政治系雙主修社會系五年級學生，目前於德國杜賓根大學擔任交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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