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所寫的歷史並不是「客觀的」陳述事件……而是像小說，是探討和描述現實的創造性手段。（註1）
李前總統日前投書日媒，從終戰七十週年談起，憶及他與兄長志願從軍的經歷。他志願加入陸軍，哥哥李登欽志願進入海軍，後來不幸戰死南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青年，無論自願或被迫捲入戰事，其中許多人可能也與李家兄弟懷抱著類似的心情：
當時我們兄弟倆無疑地是以作為一個「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的。
此文一出，引起藍營一陣撻伐。馬英九總統斥為「出賣台灣、羞辱人民、作賤自己」，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洪秀柱則批評李前總統是「不忠不仁不義的老番顛」。然而除了情緒性的攻訐，泛藍陣營為理解二戰歷史做了什麼？
藍營之所以氣得跳腳，除了趁此為選舉動員，主要是李前總統的發言戳破了國民黨強加在人民身上的抗戰史觀。長期以來教科書裡一味強調台灣人的抗日運動、殘暴的日本殖民統治，（刻意）忽略了台灣在日治時期的多元生活經驗。這種種漠視與噤聲讓我們無法理解當時的愛國青年，如李登輝兄弟，想報效祖國（日本）的心情，就像連家後人不知道連橫寫過鴉片有益論一樣。 記憶必須被說出來，經歷痛苦的回憶、描述、耙梳與理解，辨識傷口才是療癒的開始。
BBC中文網今年做了一系列關於抗戰的報導，其中一篇點出台灣的抗戰勝利慶祝活動的最大矛盾──馬政府是「在被抗戰的地方紀念抗戰」。馬政府大力推動的紀念活動除了延續國民黨的抗日史觀，不提台灣人分歧的戰爭記憶，也無能將紀念活動提升到反戰、追求和平的高度。更重要的是，假如因拘泥於反共抗日的國民黨史觀，不能或不願承認台灣曾作為日本帝國一部分的過去，我們就無法真正面對與反省殖民地台灣在太平洋戰爭中扮演的角色與責任。
相對於日本右翼團體企圖影響教科書的編寫、美化日本發動戰爭的正當性，許多日本學者與思想家亦勇於承認與反省日本的戰爭責任，例如歷史學者家永三郎，他在獨立編寫的歷史教科書裡放進南京大屠殺等日軍罪行，他的教科書因此無法通過政府審查，家永三郎怒而提告日本政府干預教育、侵犯學術自由。在終戰七十週年的今日，大眾多可以同意當時掌權的日軍將領、內閣，甚或天皇，應對發動戰爭負起最大的責任，但是一般人呢？無論是主動響應或被動服從的日本國民，面對太平洋戰爭造成的傷亡、暴力與苦難應負起什麼程度的責任？
我無意在這裡鼓勵「一億總懺悔」式的虛無反省──空泛地說戰爭責任由一億日本國民來承擔，從東條英機到普通農民都一樣。每個人都有責任，等於每個人都沒有責任，不僅模糊了責任歸屬問題，也掩蓋了透過戰爭獲取利益的權力結構。
在被動捲入戰爭的殖民地台灣，許多人受到軍國主義的鼓吹或基於愛國情操自願從軍，某方面來說，作為參戰的當事人，他們需要負起一定程度的責任，不論他們是否參與屠殺無辜人民，或僅作為旁觀者，他們都應該加入反省戰爭責任的討論。至於被動響應、被動員去修建軍事設施或捐獻金錢財物的台灣人負擔的責任較小，但並非全無責任。只要考慮到即使是普通人的國防獻金也可能助長了戰爭罪行，我們就不能逃避這遲來的反省。
這並非是怪罪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而是建立一個勇於承擔過去、尋求和解共存的台灣認同的絕佳機會。亞細亞的孤兒情結曾經啟迪了一代人的台灣意識，但繼續執著於「被害者與加害者」的二分法（台灣人vs.日本殖民者、台灣人vs.國民黨迫害者），不僅妨礙我們了解複雜多面的歷史記憶，也對追求正義沒有太大的幫助。倘若我們能善用這個機會，在終戰七十週年之際，去挖掘、回顧、反思台灣不同族群、階級與性別的二戰經驗，我們才能在歷史的廢墟上重生。
壓迫者與受壓迫者、愛國者與既得利益者、投機份子與思想家……台灣人分歧的命運交織在這座島嶼上，恰如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Charles Maier所主張的「對位的（contrapuntal）」歷史敘事。他認為：
歷史學者必須創造出一種敘事，容許相互競爭的聲音表達所有行動者的渴望，包括至今的受壓迫者和既得利益者。加害者與受害者一樣有其歷史，但該怎麼說他們有共同的敘事？事實上，他們的敘述互相纏繞，正如所有對立的歷史必然是相互糾纏的……以音樂的比喻來說：書寫歷史必須是對位的，而不是和聲的。意即它必須容許各個國族的特殊歷史，彼此在線性發展過程中交織在一起，如此一來，細心的聽眾就能個別地又同時地關注它們，聽見整體時又能聽到各部分。（註2）
我們無法改變歷史，但我們可以藉由敘述交錯對位的記憶，重新處理我們與歷史的關係。
（作者為紐約大學研究生）
註1：Andrews et al. (2000) “Introduction,” in M. Andrews et al. eds., Lines of Narrative: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s, p.6-7. London: Routledge.
註2：Maier, C. (2000) “Doing History, Doing Justice: The Narrative of the Historian and of the Truth Commission,” in R. Rotberg and D. Thompson eds., Truth v. Justice: The Morality of Truth Commissions, p.274-27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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