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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16歲青年Amos Yee,公開自製的影片內容中對甫逝世的前總理李光耀充滿咒罵與不滿,遭警方調查,並以「傷害宗教感受」、「散播猥褻圖像」起訴。交保候傳中因其再度上傳影片而還押三週。後被檢方指控可能患有自閉症,法官下令將他送往精神病院進行評估以決定進行「改造訓練」或「強制治療」。

新加坡政府箝制言論自由已行之有年、惡名昭彰,人權價值被壓制於強人政治鞏固國家體制、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經濟發展的「正當性」之下。此次Amos Yee的案件仍引發各界群起撻伐,聯合國以及國際人權團體紛紛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釋放Amos Yee。

對於曾受日本和國民政府威權統治的台灣社會,理應對上述情景毫不陌生;台東外海的綠島,日治時期即曾做為「浮浪者」(無業游民)的羈押之地,後也將妨害公共安全者視為浮浪者送往綠島,作為對付政治異議者的手段。爾後綠島又先後成為思想改造、關押政治犯的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此外,亦有位於花蓮的玉里養護所,接收軍職、榮民與榮眷的精神病患,以及政治犯。

知名者如許席圖,在1960年代的學生自覺運動風潮中,被捕後在審訊中逐漸精神失常、停止審判,國家卻並未因此停止限制其人身自由。其餘被告判處數年至無期不等之徒刑後陸續出獄,許席圖則始終囚禁於玉里養護所等療養院,委靡至無行為能力。如今雖獲得金錢補償,但也無助於彌補其遭受國家人權侵害,迄今仍身處精神病院的傷害。

又例如王競雄,1973年判處10年徒刑,送往綠洲山莊服刑。1975年蔣介石去世,其減刑為8年6月,理應在1979年8月刑畢,卻未遭釋放。1980年9月,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被指在獄為匪宣傳,再判7年。而直到解嚴後的1990年10月,因國際人士救援台灣政治犯有所成,總統府釋出特赦名單,應早已刑滿的王競雄竟還在獄。後其友聞之已轉往玉里療養院,前去探視,但王已不識故人。再後來的事,已遍尋無著,至今尚不知埋骨何處。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忘記了這些人;面對沒有轉型正義的國家,政治受難者的至親好友、白色恐怖的研究者、推動轉型正義的民間團體,都還在極力探詢,這些在禁錮中失去青春、精神與生命的人,他們發生了什麼事,經歷了什麼生活,使他們在國家監控下的精神病院中失去生而為人的尊嚴?而除了紀錄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經歷外,還原歷史真相更需要當局清查散落在威權時代負責執行各項人權侵害行為的相關政府機構中的歷史紀錄,並進一步推行此類政治檔案的開放與管理,將威權體制協助者的結構立體化,提供究責的基礎,為台灣社會進行完整的轉型正義工程。

Amos Yee的案件令人憤慨,也讓我們更加體認到國際人權公約的實際作用並不僅為制約國家機器的暴力,而是應成為各項人權政策制定、教育推廣、轉型正義的基本原則。否則,從1995年即簽署兒童權利公約的新加坡,何以及至20年後,強人已殞,國家卻仍可以父權的、污名的、獨裁的方式將之禁制於精神病院中?台灣社會除應聲援Amos Yee的人權與言論自由外,也應撿拾起那些在台灣民主化之後,卻仍未被重視、面對的白色歷史與正義,將之進一步轉化為民主台灣的資產、社會教育的素材,使威權體制永不再現。

(作者鍾瀚慧為白色恐怖研究者、陳俊宏為東吳大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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