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倫敦的大笨鐘沒被敲響,據說是為了柴契爾夫人的葬禮。可是誰又能保證昨天波士頓響起爆炸聲的「果」,不是今天倫敦葬禮主角當年種下的「因」所造就的呢?值得我們哀悼的,或許不止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的舵手,可能還包括那些因過度市場化、商品化而被犧牲掉的東西。比如說正義。 

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於日前辭世,作為1980年代全球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倡導者之一,其所信仰的政治經濟理念再度引發關注和討論。她懷疑政府效能、推崇市場機制、提倡個體精神、貶抑社會概念。這些施政原則,對英國當年所面臨的特殊政經環境當然有其一定意義,然而是否能被拿來當作普遍適用到不同時空、各種情境的一般性教條,頗值得商榷。政府未必能把事情做好,但許多事情也不是交給市場就能被妥善處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轉型正義。

前陣子「台灣設計蔣」風波雖然暫時落幕了,可是台灣的轉型正義問題仍然沒有被面對、被解決。這過程中許多網友願意花費心思設計出深具歷史反思意味的作品,卻也意外反映出台灣民眾並不像想像中那麼不在乎轉型正義。正好讓我們以轉型正義為例,靜下心來想想政府、市場、公民社會在台灣民主治理中可能與應該扮演的合理角色。也正好讓我們有機會回頭看看台灣民主化後政府實踐轉型正義的路徑,並思考可能的改進之道。

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時基本上是以政府主導的方式實踐轉型正義。李登輝任內曾為二二八事件於1992年公布官方版真相調查報告、於1995年公開道歉,也自1995年、1998年起分別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受難者或其家屬陸續進行賠償。陳水扁任內除了曾於2006年促成另一版本二二八真相調查報告之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則是始於2006年的一連串「去蔣(中正)化」運動,以及2008年的「討黨產公投」。但這些政府主導的轉型正義,不禁讓人懷疑是否只是執政者議題操縱、偏差動員、極大化選票的政治工具。否則為什麼公布調查報告之時不道歉、賠償,卻選在1996總統直選前一年道歉並開始賠償?為什麼「去蔣化」運動恰巧碰到2006年第一家庭弊案、年底北高市長選舉?為什麼「討黨產公投」又與2008年初立委選舉合併辦理?

馬英九執政後轉型正義則變成以市場導向為主。除了繼續為二二八道歉(也繼續前往慈湖謁陵)之外,政府對轉型正義基本上是消極不作為的,但這種不作為卻可能變質為另一種作為。政府雖然不願直接干預轉型正義,但卻經常放任政府機關、公/民營企業把轉型正義市場化、商品化,恣意消費單一面向的歷史和正義,甚至以行銷至國外為傲。例如,桃園縣政府設立「兩蔣文化園區」,販售各類兩蔣Q版造型紀念品,鼓勵相關觀光、文創產業發展;金門酒廠則打造限量版「中正紀念酒」緬懷蔣介石冥誕;文化部所屬單位更舉辦「台灣設計蔣」活動,期能開發文創商品、促進社會教育。這種市場導向的轉型正義,彷彿任由市場價格機制決定國內外消費者對人權加害者應有的歷史評價,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以經濟發展之名,行轉型(不)正義之實。

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政府,台灣實踐轉型正義的路徑,似乎呈現三項基本特徵。首先,轉型正義由政府和市場主導,排擠公民社會的參與。縱有早年鄭南榕等人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稍晚學者專家組成「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等民間團體的努力,但轉型正義的決策權幾乎被政商菁英片面壟斷,其方向和內容亦由政府思維、市場邏輯單向決定,公民社會難有置喙的餘地。其次,轉型正義隱含工具理性邏輯。正因為被政府和市場壟斷,轉型正義似乎只被看作滿足特定群體(政黨、產業或企業)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對台灣整體歷史進程、民主發展具有道德意義而值得追求的目的。第三,轉型正義衍生社會偏差效果。由於對公民社會的忽視、對工具理性的盲從,轉型正義替一部份人的利益和認同服務的同時,卻對另一部份人的利益和認同造成傷害,逐漸變成一種武斷的責任追究以及單一面向的歷史詮釋。這樣的轉型正義,很容易就加深族群歧異、破壞社會信任,進而衝擊台灣民主化後共同體重建與民主鞏固的進程。

有鑑於此,我們的政府既不應該獨斷主導,把轉型正義政治工具化,也不應該放任不管,把轉型正義市場化、商品化,反而應該結合公民社會共同推動轉型正義:先維持一個資訊透明、權利平等的公共討論平台,透過公民參與、族群對話、社會溝通,建構出共同體面對歷史和正義的共識,再藉由適當的行政或立法程序,把這些具正當性的溝通結果予以合法化。這種以公民社會為主體的轉型正義路徑,相較於政府或市場導向的路徑,或許更能引領台灣人民走向更理想的自由、民主生活。

(作者為台大政治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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