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囝仔人有耳無嘴,嘸通管政治」,一句長輩們時常掛在嘴邊的話語,我想,正是青少年政治實踐無法被視為民主改革重點的一個最根本的因素。

有人以為,講這句話的人,也許是服膺於國家權力的壓迫,對政治、民主與改革並不那麼熱衷。然而事實上,這句俗語被使用的情境,通常是在家長偷偷地談論政治和翻閱禁書時,不希望孩子從中學習,或甚至有踏入政治領域的可能。

因為,在戒嚴時代的氛圍中,了解民主真相,就必須冒著一定的風險。一句錯誤的言語,可能招來的是一場牢獄之災;而從事政治改造的民主運動人士,在充滿限制的民主實踐場域中,更終究敵不過國家政權的蠻橫與壓迫。

然而,這些「囝仔人」真的因為這句話,而不管政治了嗎?其實,那些被偷聽到的政治現實、那些神秘而不能公開的民主論述,反而更激起了青少年的好奇心。雖然,大多數人對政治仍充滿畏懼,但內在那份好奇,卻也使他們開始在矛盾的心態之中,找些能夠平衡兩者的支點。他們的方式,便是選擇不再讓自己的孩子,跟自己一樣,偷聽到什麼是政治。因為他們自己,就經歷過一段從認識民主到激起對民主想像的過程,然而這種過程,卻極有可能驅使著孩子,冒著風險,面對國家權力的暴力相向。

即便台灣走過了民主轉型,我們卻也免不了那種對政治有所畏懼的潛意識。雖然自由發表言論,不再像從前一樣受到國家體制的限縮和恫嚇,然而這種對權力的畏懼轉變為對政治現實的畏懼,那些政黨的明爭暗鬥、那些派系與黑道的把持,都仍然讓這句俗語,時常被人掛在嘴邊。

這正是為什麼選舉年齡下修的問題,竟然不能成為一個堪稱是民主社會的民主共識。是因為孩子不成熟,所以不能擁有投票權嗎?其實不是。是因為孩子太過成熟,而上一輩害怕我們太早進入政治這場混亂而危險的場域之中。

台灣的民主實踐,已經走過超過二十年的時光了。我們從政府體制的改造,到選舉方式、地方自治的變革,這些修正的難度和幅度,都遠比直接將憲法上的選舉權從二十歲修改為十八或十六歲來得困難許多。而一個看似簡單可行,且並不會對社會造成過大衝擊,又能體現民主改革的良方,卻竟然不能夠被視做一種民主的通念,在我看來,這只不過是政府怠於面對充滿未來想像的青少年們,所提出的異議和挑戰罷了;又或者,這只是一種上個世代還未能解脫的政治恐懼的真實呈現,他們想保護孩子,卻忘了自己的世代,是多麼努力地想從威權走向民主。

十六至二十歲的青少年,其實早已開始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公民,並開始對自己的未來,進行全面性的思考和規劃。我們身邊的人,不論其是否曾經想過,為什麼我國的民主實踐必須等到二十歲才能實行,我們卻從來沒有一刻,停止與整個社會的對話。我們充滿想法、我們也有動力實踐,而投票權的取得,正是我們實踐民主、爭取青少年權益的管道之一,又為何我們的憲法,卻完全漠視了這群十六至二十歲青少年的存在呢?

我們要的民主社會,是透過公民的力量建構起輿論,是透過民主場域和社會實踐來創造社會共同發展的方向。當今政治現實的混亂,才更需要缺乏既得利益的青少年,無畏無懼地戳破事實,並與既得利益者為鞏固權力而行使的手段,進行抗衡。

我們很堅定、很成熟,因為這個時代的青少年,認為投票不只是權利,更是實踐公民價值的義務。我們需要的不是被恐懼的意識形態,以保護的態樣行綁架之實,我們需要的是用選票的力量,喚醒青少年對社會的抱負與實踐。

對政治的退縮,就是對自己未來的漠視。關心政治,應該是一個民主社會公民應盡的本分與義務。我們生活在群體發展的社會之中,我們從來不遠離民主的共同抉擇;從學生自治,乃至於近期學生團體發起的模擬投票,都是十六至二十歲學生對實踐民主的強烈冀求。

身為一個十八歲的學生,我不願在公民社會的實踐之中缺席。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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