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前幾週在大學越南語的課堂下課，有同學到台前問老師有關越南口音的問題，老師說了這樣一席話「台灣因為是個自由的國家，所以不像其他亞洲國家會去規定你一定要學什麼河內音的越南語（也就是越南官方版本），跟美國一樣，所以也會有老師教的是南越音」我是第一次聽到有人從這個角度看台灣，當下覺得由衷感謝我活在如此土地上，雖然老師也美化了台灣現實的語言意識形態（譬如實際上台灣人很執著某種「正確」的英語發音）。
果不其然，潘維剛委員22日於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的發言，再現了台灣複雜的語言議題，這在過去往往為了「去政治化」地被按兵不談，成為某種不得碰觸的敏感神經，我想，是時候來談清楚台灣如何成為／應該是一座多語島，而就從潘維剛援引的新加坡為一面鏡子，來看我們自己。
當代新加坡的語言社會史 英語與本土語言的生態
潘維剛說：我們應該效法新加坡，將英語列為重點教學項目，現在推動本土語言是有礙國際化。
眾所皆知，新加坡有一段英國殖民的背景（1942至1945年為日本統治），在1959年獲得自治、1963年與馬來西亞等地共組聯邦、1965年獨立為國的這段期間，新加坡政府決定保留英語為其官方語言，原因有兩個──一來，國際語言是英語；二來，選擇任一族群的語言為官方語言都有爭議，所以選擇一個中立的英語。但英語同時也帶有英國殖民主義的色彩，因而星國政府相當強調「英語只是一個與世界溝通的媒介」，貫徹著前總理李光耀所說的「西方科學，亞洲價值」，透過譬如強調「儒家文化」精神的復甦來去西方化。
此外，除了在1965年通過的《新加坡共和國獨立法案》中，清清楚楚寫著「馬來文、華文、泰米爾文和英文」為四種官方語文外，學校系統也落實強制性的雙語教育，並且是不彈性選擇。由於新加坡政府將人口分為四種：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其他，使得孩子的族裔變得可以藉由戶政來辨識，若是混血兒，則以父親的族裔為準，所有學生就必須依照自己的族裔去接受母語教育。這個做法走到極端，就是即便你的確是母語為英語的歐裔人士，仍然必須選擇三種語言之一來學習，因為「英語就是不能是新加坡人的母語」，這在新加坡國內有所爭議。縱然我們可以知道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有些「過頭」，但明顯可見的是在面對國際化的同時，新加坡也企圖進行本土化。而這在潘維剛的認知裡似乎是有所衝突的。
1979年，李光耀政府推動「說華語運動」（Speaking Mandarin Campaign），企圖消弭廣東話、福建話、潮州話、客家話等的差異，因為某些研究報告認為這些語言有礙華人小孩學習華語，而希望讓華語（Mandarin）成為華裔新加坡人的共通語言。但是這個運動受到諸多語言學者的抨擊，也直接導致眾多「方言」使用者的焦慮，進而影響到1991年人民行動黨的選票。
隨著下一代的成長茁壯，新式英語（Singlish）儼然成為本土化過程中的自然產出。2000年，時任總理吳作棟推動「講正確英語運動」（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企圖消滅新式英語的存在，原因包含：英語不能成為新加坡人的一部分（愈來愈多新加坡年輕人認為自己的母語就是新式英語），以及政府認為新式英語是「不正確」的英語，有礙國際溝通與競爭力。這個運動的論述到今天仍然不斷出現在新加坡政府文宣中。
有了簡單的新加坡當代語言社會史，回過頭來看潘維剛的說法，就能知道他選擇性地忽略多少事情沒說，或者他根本不知道有這些複雜的過程。現今，新加坡強調英語教育的原因不完全為國際化，而多了其中的英國殖民遺緒、以及法案中否認英語為母語而須消弭新式英語的國家態度。並且，新加坡同時進行的強制性（甚至不可選）雙語教育，可以說是與潘維剛的反本土語必修站在光譜的兩端（台灣的本土語教育是可以選的），因此，他援引新加坡為樣板不僅去脈絡化，也令人不能理解為何本土語和英語只能二選一，畢竟新加坡兩者都有。
台灣，如同我在一開始提到的越南語老師所說，是不是要走向新加坡那條路？我們既然沒有英語殖民者的過往，有必要像新加坡那樣為了促進華語，而忽略閩南語、客家語的存在嗎？更何況台灣島上還有另一支完全不同語系的原住民諸族語，國家已經讓北京話成了標準語，還有必要去打壓其他語言最基本的苟延殘喘嗎？
我既沒了母語 請容我在此有畫幅多語島藍圖的機會
什麼語言是台灣島的本土語言？追溯人類的遷徙史，島上所有人包括原住民都是明顯可見的外來者，所以要不是全部的語言都是外來語言，就是全部的語言都是本土語言，這是海島的宿命與可愛之處──從南島語、閩客話（、日語）、北京話到新移民的越南語等等。每種語言各有其特色與世界觀，都是珍貴至極的寶物，本來島嶼的特色應該要是多語並存，甚至相互交流、影響、衝擊，形成眾聲喧嘩的熱鬧景觀的，但一切在日本統治者與國民政府接連的高壓語言政策下，竟然快要變成了一座單語島，潘委員大概不知道有多少以台灣南島語為題的論文登上國際知名期刊，此非國際競爭力，孰為國際競爭力？每當語言學的文獻提到在當代國際流動下，通常大都市會是一國中最多語的地方時，我都感到困惑甚至汗顏，因為在台北市我快要只能聽見漢語了。
我的母親是客家人，父親是外省第二代，我遺憾早期的國語政策讓爺爺未能將中國的家鄉話傳下來，而在我生命經驗可及的，當外婆外公說著客家話時，我竟然不能聽懂百分之一，直到大三時才到中文系選修客家語，但來不及了，外公在我上大學那年就去世了。在我到苗栗外婆家外，和鄰居阿婆們說著「選修」來的、破到不行的客家話，他們眼中的歡喜，以及能夠用他們的語言與其溝通的內心喜悅，潘委員能夠理解嗎？
這個嚴重的問題，絕對不該得到什麼方言在家說就好、或是有興趣者假日選修之流的說法，無論現在實行必修本土語是為了轉型正義（幫國民黨轉、也幫日本統治者轉），還是為了讓更多台灣島上的生靈能實現最基本的、與不同人們心靈碰觸的權利，對於台灣或中華民國來說，作為亞洲的民主自由領頭羊，潘委員，在經過關於如何實行的討論後，我們必定不會仿效歷史脈絡全然不同的新加坡，讓母語為北京話者去學習某種語言是其母語，對嗎？讓其他本土語言，能夠有像北京話一樣與英語競逐的機會與可能，我想這是我們可貴的任務，與身為一個島國（或海國）的基本價值。
請潘委員與我一起，許台灣一個多語的未來，讓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都能快樂而幸福的活著。
【參考資料】
1.張學謙（2013）新加坡語言地位規畫及其對家庭母語保存的影響。臺灣國際研究季刊，9（1）：1-32。
2.Wee, L. (2002). When English is not a mother tongue: Linguistic ownership and the Eurasian community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3(4): 282-295.
（作者為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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