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3日，台北一間同志酒吧「Commander D」遭警方持票進行搜索，執法方式引發熱烈關注，包含強勢要求在場顧客蹲跪、不得攝錄、不得穿回上衣，甚至對身障人士爆發歧視性言論等。隨後警方將涉嫌《刑法》妨害風化罪的場所負責人移送地檢偵辦，亦將在場51位顧客依涉《社會秩序維護法》（下稱社維法）妨害善良風俗相關規定帶回警局詢問。
這起案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萬華分局的執法行動有無「依法行政」，也成為大眾熱烈討論的焦點。本文聚焦在兩大問題：
1. 何謂「依法行政」？《社維法》如何提供警察查緝同志酒吧的裁量依據？在具體的執法情境中，裁量與比例原則又是如何被運用？
2. 「依法行政」背後存在哪些意識形態？它如何造成帶有偏見的執法結果，進而產生公權力擴張的風險？
何謂「依法行政」？「合法性」與「正當性」並存的法律世界
「依法行政」就字面意義而言，是「執法行為是否符合條文上的程序規範與構成要件」。因此，當我們思考法律問題，我們的第一反應經常是「是否合法」，亦即是否符合法律構成要件、程序執行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等等。在這樣的理解下，因為人們相信法律本身的權威，所以只要法律規定沒有明顯瑕疵，執法人員也盡責地執行職務，執法行為就同時取得合法性與正當性。
然而，法律的權威不只是取決於法律「內部的一致性」、「合法性」（legality），而同時是與法律「外部的社會基礎」以及「正當性」（legitimacy）所共同構成。實際上，法律的解釋適用也並非機械式的適用關係。在法院之中，往往會受到法條立法目的以及歷史背景等，影響其解釋的方向與邏輯；在執法現場上，則大多仰賴執法者依個案進行裁量，以及他們對於比例原則的拿捏，而使法律的作用與效果有所變動。
也就是說，一個執法行為未必會因為其形式上的合法性，而取得實質正當性；相反地，拘泥於合法性的問題，更容易創造一種客觀、合法的執法幻象，它讓我們忽略了社會中長期存在的不平等結構，從而將執法造成的影響歸咎於個人不知好歹或做壞事，也阻斷了更加多元、具結構性的思辨可能。
「合法性」的框架：《社維法》的行政裁量
在本案中，警方以酒吧顧客違犯《社維法》第83條第2款規定裁處罰鍰，因此《社維法》本身的特性與歷史，是分析本案的重要關鍵。
回顧《社維法》的立法脈絡，它的前身是極具戒嚴時代威權色彩，從發現、偵辦、裁決、執行乃至救濟，全由警察一手包辦的《違警罰法》。該法規充斥著不明確法律概念，形成「只要違反警察心意，即犯違警罪」的執法狀態。
直至民國80年，《社維法》取代了《違警罰法》，成為警察執法的主要法規之一。細究其性質與目的，《社維法》作為行政法規，旨在維護公共秩序和社會安寧。相較於《刑法》旨在矯正犯罪、法律效果更加嚴厲，有高度明確要求，《社維法》如同第二層網，承接「未達犯罪程度、卻對於社會安穩生活有危害」的行為，以維護日常生活中較廣泛的治安需求。
相較於《違警罰法》，《社維法》的確提供了一個執法人員行事的準則以及法律的授權依據；然而，社維法仍舊承繼了過往警察包山包海的職務範圍，為了涵納各種治安行為以及符合機動執法的需求，規範的文字也仍舊較籠統概括。就本案涉及的《社維法》第83條第2款為例：
「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任意裸體或為放蕩之姿勢，而有妨害善良風俗，不聽勸阻者。」
此處「裸體」是指半裸、全裸，還是私密部位的裸露？「放蕩之姿勢」又何謂放蕩？使一般人普遍引起性慾之舉動嗎？具體而言包含哪些姿勢？何謂「善良風俗」？這些詞彙均屬不明確的法律概念，實務上即仰賴第一線執法人員依當下情境綜合裁量。顧及「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警員大多會以普遍社會通念、大眾價值等作為裁量基礎，藉以判斷個案有無逾越分際。可以想見，這樣的判斷並非普世皆準，而是受到不同社會文化中的意識形態所影響。
舉例而言，女性穿著貼身的膚色瑜珈褲，在民風開放的國度可能是再普遍不過的穿著，在其他國家卻可能產生如「裸體」般的羞恥感，而落入妨害善良風俗的文義範圍。甚至在許多情況，社會內部也沒有一定的共識。例如棒球比賽啦啦隊的舞蹈動作就時常引起爭議，有人認為過於低俗而有性暗示意味，屬「放蕩的姿勢」，而許多人則覺得少見多怪，毋庸排斥。
回歸本案討論，男性在公眾場所赤裸上身的情況比比皆是，同志裸上身或衣著較暴露，究竟是基於什麼原因構成違反《社維法》第83條第2款？就此，社群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一方面顯現出規範適用在執法現場可能產生的種種矛盾；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多事實細節並對照社會通念、大眾價值才能加以論斷。
警察在具體執法情境的裁量與比例原則
執法人員的裁量雖然反映出諸多執行上的困難與矛盾，然而，第一線執法面對的個案情況本來就充滿各種危險與不確定性，要事先完整的歸納分類簡直是天方夜譚。裁量的核心正在於一方面提供較為彈性的執法空間，同時又適當的給予限制，亦即「比例原則」的要求。《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1項即訂有警察執行職務之比例原則規定：
「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
簡單來說，比例原則的內涵在於「以達成目的為限、且侵害最小的適當方式」。它要求執法人員的決策須綜合考量客觀情勢、即時掌握的現場資訊、危險急迫程度，乃至警員、第三人的人身安全而做出適切判斷。
舉例而言，正常情況下取締攤販是要讓行為人即時停止營業並消除道路障礙，再往上是製單舉發、沒入，不需也不該拔槍戒備、上膛瞄準；不過，倘若當下有攤商持刀反抗或有第三人遭挾持的情況，那執法力度就應該提高。就本案情境下，究竟是執法上的必要處置，還是歧視性的執法，也應取決於當下的情境而定。例如現場的警力是否充沛、當時在酒吧的人員是否持有危險物品，以及是否有違抗警方以至無法順利執法等等。綜合各樣客觀因素，才能判斷執法內容是否屬於「必要範圍內」「對人民侵害程度最低」的手段，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回顧《社維法》的立法脈絡與預設目的，「大眾怎麼想」是判斷適用的關鍵，也進一步決定了一線人員如何進行裁量與執法。因此，指稱警方的裁量與執法行動是反映出「特定執法人員的好惡與偏見」或許過於偏頗，不如說它反映了「整體社會文化中的特定意識形態」。更有甚者，如果「依法行政」的判斷是建立在有偏見的意識形態上，那麼「合法性」恐怕就只是不平等的糖衣，倘若我們未加以檢討節制，就可能導致更嚴重的社會風險。
不成比例的查緝：警察執法與性少數空間的緊張關係
如果將視野提升到更廣泛的層次，可以發現，在世界各地不約而同都有類似警察盤查性少數空間的爭議與運動，從石牆酒吧到農安街以及萬華酒吧的大規模查緝，性少數的空間總是與警察的執法有著緊張關係。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於2024年的研究報告就指出，LGBTQ群體更容易非自願地受到警方盤查、搜索或拘捕，也更容易受到言論羞辱。數據也顯示，即便性少數群體更容易於社會中受到侵犯，不過基於對警察的不信賴，使他們更傾向不尋求警方協助。
如果只從數據上加以聯想，我們可以直觀地想到兩個假設：1. 警方有意地對性少數群體抱持偏見。2. 由於性少數群體的處境較易與犯罪扯上關聯，而更容易受到警察的懷疑。
面對這樣不成比例的查緝，僅將矛頭指向執法人員或性少數族群個人的錯誤是過於狹隘的，會阻礙我們窺見背後的系統性問題，也無法促成有意義的法律改革，因此我們需要轉向更具結構視角的解釋框架，重新理解為什麼性少數群體與警察之間總是存在著緊張關係？
文化人類學家Gayle Rubin提出性階序（sex hierarchy）的概念。她認為，社會中存在一種「好性」與「壞性」的價值判斷，好性經常是「異性戀的」、「一夫一妻常規的」、「發生在家中的性」；相對之下，壞性則是「非異性戀的」、「非一夫一妻制的」、「公眾的性」。據此，法律的工作經常是作為性階序的獎懲系統：它一手回報、獎勵符合道德文化上的「好性」；一手逮捕、傷害道德文化上的「壞性」，從而維繫性階序下的不對等關係。
上述好性／壞性的邏輯，固然解釋了性少數如何具有「壞性」的道德污名，而更容易遭受查緝的問題。然而，法律條文已經逐漸移除明確的性別歧視規定，大眾對性與道德的判斷標準也有所變化，警察查緝性少數為何仍然是問題？這未必代表著「社會還不夠進步」，也可能是排斥性少數的理由與方式產生了改變。
執法背後的意識形態：性少數作為一種城市風險
Rubin進一步將理論延伸至都市治理的問題。她指出性少數遷徙的歷史與都市化的進程具有高度的重合性。隨著性少數聚集於都市之中，他們所形成的空間有時會與都市中的混亂、貧窮等問題連結而被塑造成治安上的風險。於是對於性少數空間的調查與查緝，往往成為社會大眾維護都市治安、藉以平復道德恐慌的手段。在這個過程中，對性少數的偏見並未就此消失，而是從譴責他們造成的「道德實害」，轉向預防尚未發生、卻可能出現的「都市風險」。性少數面對的困境，因此不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而是被包裹在社會大眾對於都市生活的想像之中。
社會大眾對於都市生活的想像，使得《社維法》的改革並沒有帶來權力的節制與實質平等，反而提供了好性／壞性意識形態得以持續運作的法律空間。它雖然不直接以「同性戀」或「同性性行為」作為查緝的理由，卻使得既有的不平等隱身於「社會秩序」或「善良風俗」等抽象用語所創造的「依法裁量」之中。
這也說明了，中性用語未必會伴隨著實質的平等，反而可能製造了一視同仁的假象。當性別平等的問題被重新界定為管控城市風險的問題，便會帶來兩個盲點：一方面，執法問題被中性化、個人化，而讓性少數族群所處的系統性困境變得隱蔽，使得差別待遇被誤以為是一種「相同對待」；另一方面，當執法目標從「處罰」已造成的實害，轉向「預防」可能的風險，為了抑制風險的形成，這也導致社會大眾傾向容許更強烈的執法行動。
在兩者的交互作用之下，即便法律形式上的合法性逐漸變得完備，不平等不再以直接、明顯的樣貌出現，性少數群體仍舊持續面對不平等的執法結果，甚至因為執法行為的偏見更難以被社會大眾辨識，反而使性少數群體的困境被推擠到更難以察覺的境地中。社會大眾終將難以理解，為何法律對於平等的承諾，會與法律的實際效果漸行漸遠。
如果「依法行政」的判斷是建立在有偏見的意識形態上，那麼「合法性」恐怕就只是不平等的糖衣，倘若我們未加以檢討節制，就可能導致更嚴重的社會風險。
性少數群體個別面對執法時的不平等困境
上述對於性少數群體的偏見，如何在警察查緝性少數空間的個別案例中產生實際作用？以一個較容易理解的情境而言：
未出櫃的性少數A，在酒吧喝酒時受到查緝，警方以《社維法》第83條第2款規定，以證人或關係人的身分將A帶回警局調查。
A作為證人在法律上有拒絕與警察前往警局的權利。然而，如果A拒絕跟警察前往警局，根據《社維法》第41條的規定，警方可以將通知書寄到A的戶籍地，通知A前往作證。於是，A的媽媽焦急地詢問A怎麼了？為什麼會收到「妨害善良風俗」的通知書？一想起這樣的可能性，A只好乖乖配合到警局作證。
另一方面，A在警局時面臨警察的詢問。A與嫌疑人是在酒吧認識的朋友，平常的生活雖然沒有太多交集，但他們是少數可以坦承彼此身分的朋友。A擔心自己不配合警方的話，後續又將有多次傳喚；同時也擔心自己的陳述會不會被視為一種背叛，因而失去了少數知道自己身分的重要朋友。
對A而言，警方查緝帶來的影響不只是如同一般人在KTV遭受臨檢如此簡單的問題，而是必須擔憂被迫出櫃、幫他人出櫃的風險。由此可見，法律的執行看似中性、不具有偏見，卻不會在每個人身上都造成相同的影響；對於性少數群體而言，恐怕就需要額外承擔重新烙印污名的負面效果。
不只是性少數：以「依法行政」之名行「公權力擴張」之實
劃分性別的階層系統，提供了簡單的方式讓我們將問題指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人，社會中既有的控制機制則伺機而動，隨時打算限制他們的自由。這些對於性別異議者的污名，讓他們在道德上變得更為手無寸鐵。所有道德恐慌都會帶來兩個後果：目標族群受害的最深，但是所有人都必須承受法律與社會的改變帶來的影響。道德恐慌幾乎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因為它們瞄準的只是虛妄的幻象與符號。
──Rubin
從警察查緝性少數空間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意識形態如何被法律的術語重新包裝，以「依法行政」之名促成了公權力的擴張。「維護社會秩序」的說法不僅模糊了問題的焦點，它也沒有助於社會大眾想像理想的社會生活為何；反而僅僅是透過標誌性少數群體的污名，映照出了大眾對於都市生活的多元繁榮以及混亂並存的矛盾與恐慌。
面對「依法行政」的問題，過往的解釋路徑往往建立在「不守法的警察」或是「不守法的性少數群體」二元對立的基礎上，即便探討執法的合法性及比例原則之間的權衡與拿捏，仍舊不足以充分理解「依法行政」的結構性問題與風險。回顧全文就「依法行政」的分析與討論，我們最後得到以下兩個結論：
- 「合法性」的觀點訴諸一種個案式的正義觀，當我們僅聚焦在「個案瑕疵」的探討，反而讓大眾容易忽略法律如何巧妙掩蓋現實恐慌的矛盾與無力，並且以「風險」、「秩序」等合法的名義，作為擴張公權力的基礎，甚至造成了不同群體間的對立與分裂。
- 「正當性」的分析則提醒我們，當公權力的執行是建立在具有偏見的意識形態之上，不僅可能加深了性少數群體的困境，也難以為社會大眾帶來更加穩定的生活。公權力的擴張既是蜜糖也是毒藥，在依法行政的外衣之下，誰都可能是都市治理的「釘子戶」。
或許我們都該問問自己：公權力擴張有賺有賠，申購公權力前，我們是否已經確切了解風險並詳閱公開說明書？
（作者木亘為政治大學法律碩士，現為實習律師；木俞為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現為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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