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李彥秀上週在反毒活動中，把社工與未來在社區提供毒品的情景連結，引發社工界嚴正抗議。她後續澄清，自己反對的是沈伯洋過去提出的政策構想，並認同社工不是毒品提供者。然而，造謠靠張嘴，闢謠跑斷腿，政治攻防引起的專業污名，不會隨一句澄清便自動消失。
沈伯洋委員在2014年的文章，確實提出社區中心供應毒品與清潔針具、引入社工協助的構想，但未清楚說明物質種類、醫療監督與執行分工。這些都可以受到批評。但原文並未明確主張由社工來供應毒品，也不能直接把這些做法等同台灣現行的美沙冬治療。反對者要批評應當準確，而不是扎稻草人。
衛福部隨後說明，台灣減害措施包含清潔針具、美沙冬維持治療、感染篩檢、醫療轉介與社會復歸協助，以公共衛生及專業分工為基礎。政客只圖一時口快，在故事裡講述壞人跟幫凶，把參與復元服務的社工描繪成發放毒品、幫助讓人致癮的角色，問政理性不知伊於胡底。只顧眼前利益攻擊政敵，太容易把社工當成免洗筷：需要時拿來使用，攻防結束便丟在一旁。
肯定基層辛苦，回頭卻繼續加重他們的工作
無獨有偶，政客們常有另一種看似溫和的話語，也值得警惕。掌握預算與制度權力的地方首長，經常強調「不要抹煞基層努力」。這句話自然有其道理，但更讓人好奇、不得不追問的是：既然知道基層努力，為什麼仍讓他們在不足的人力、時間與支持下工作？既然承認專業有其限制，為什麼總是讓基層無限制增加責任，資源後勤補給卻未必跟上？
當讚美被用來擋住管理責任，社工就成了制度的遮羞布。對外肯定同仁辛苦，對內仍要求同樣的人完成更多工作；出事之後，再要求第一線證明自己沒有失職。這麼內耗的工作，神也做不了，更何況社工不是神，只是與你我一樣的普通人。
台北市社工工會理事長陳欣涵在今年4月22日的公開新聞稿中，批評政府常以增聘社工、優化通報及增加程序回應社會事件，卻未充分面對政策與現場需求的斷裂。社工不應成為隔山打牛的工具，也不應被塑造成方便攻擊的稻草人。政治人物要爭論政策，就應處理政策；機構要說明管理，就應回答管理。不能讓基層在政治攻防與制度自保的夾縫中求生。
工作者需要問責，也需要有條件做好工作
在法律與政治層面，人們常問：「誰來監督監督者？」而面對社工結構中的困境，我們還應追問：「誰來協助助人者？」
首先，「社工」不是任務完全相同的工作。保護性、家庭支持、醫務、學校、藥癮、安置與收出養服務，各有不同職務、服務關係與介入權限，領域之間也可能交疊。不能因為職稱相同，就假設人人具有完整的調查與強制處置能力。
當然，這不表示其他領域的社工可以忽略兒少安全。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對社會工作人員等責任通報者設有通報義務，也對主管機關設有受理後的處理與調查要求。責任彼此銜接，仍須依具體職務與事實判斷。
支持社工，不是要求個人免責，而是要求責任、權限與資源相互匹配。若制度期待第一線辨識危險、維持服務並處理危機，就必須提供完成這些工作的條件與資源，不能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在這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工作量不能只用案件數計算。同樣10件案件，危機程度與所需時間可能相差甚遠。訪視背後還有聯繫、交通、紀錄、追蹤及跨機關協調；建立信任、承受敵意與面對創傷敘事的情緒負荷，更難被統計數字看見的漫長工時，以及工傷。
若管理只看案件數、結案率與表單完成率，第一線便只能用加班補上未被計算的時間。久而久之，容易把超時付出誤認為正常產能，再要求工作者提升效率。外界更超忽期待地認為，社工應該隨時on call，解決案家的問題，把社工當成急診室或心理諮商所。
對此，英國地方政府協會建立社工雇主標準，要求工作量納入行政、準備、追蹤與專業發展，兼顧案件複雜程度，並透明記錄額外工時。它不是全英國統一的法定保障，卻提供了具體參照：安全的工作量應由管理制度共同承擔。
休息不能只是交給社工的另一項任務
暨南大學學者蔡佩真曾提醒社工，做好份內工作後，仍應吃飯、睡覺與休息，並以「神聖的自私」形容休息的重要。助人者不必活成沒有需求的人，才配得上這份工作。
但休息不能只靠個人決心。如果案件未調整、代理人力不足、下班後仍須聯繫個案，「照顧自己」便只是又一項必須自行完成的任務。休假、合理工時與心理支持，本來就有獨立價值，不必先證明能提高服務產能，才值得提供。
社工師小雀在今年4月公視報導中說：「我很守法的，但是我怕現在的制度可能會讓我犧牲。」這是工作者歷經長期第一線實務工作後的主觀恐懼，應被認真對待，如果職務責任與求助管道都不清楚，只會讓第一線更傾向自我防衛。對社工來說，有效的督導，應能指出錯誤，也容許工作者坦白「我不知道」、「我擔心判斷有誤」、「案件已超過我的負荷」。如果制度讓人不敢提出困難，環境就失去及早修正的機會。
支持是否到位，應有可以檢驗的答案
衛福部今年4月2日說明，已透過補助提供心理支持、諮商、安全訓練與設備，並推動薪資、督導及行政減負；9月16日又進一步表示，目前正在盤點責任分工，持續研議心理與法律支持。
主管機關所提措施值得肯定，但卻不等於支持已經充分。關心制度與社工環境，應持續關懷並詢問不同縣市、公私部門與委辦機構的社工，是否都能實際取得協助：要等待多久？費用由誰負擔、能否在工作時間使用？求助是否保密，會不會影響考核？機構與第一線對責任有歧見時，工作者能否取得獨立法律諮詢？
從工會與勞動權益的思考出發，改革至少應讓第一線參與工作量評估，負荷過重時明確增援、調整與排序；為督導、訓練及跨專業討論安排正式時間與經費；建立可預期的心理、安全與法律協助。
船底正在進水 船員還在救人
當案件量長期超出負荷，仍在崗位上努力的社工，就像不斷進水的船上，持續安定乘客、奔走救人的船員；也讓人想起鐵達尼號，船員即便自身也身陷在危機當中，仍盡力讓老弱婦孺先下船。正因仍有人努力、仍有服務發揮作用，改革才有還能夠把握、也必須把握的時間。但船員還在救人，不代表船體沒有破損；第一線用加班、熱忱與身心耗損撐住服務，不代表制度正常。
社工的個人責任需要調查，配置人力、核定預算、制定流程與決定分工的人，也應接受檢驗。社工不是免洗筷，不是制度的遮羞布，也不是政治攻防的稻草人。他們有專業責任，也有勞動權益與自己的生活。要處理的問題很多，但唯有當這些責任都真正被落實了，「接住社工／協助助人者」才會從一句好聽的話，真正成為實質支持。
毒品減害涉及醫療、公共衛生、心理支持與社會工作，各有專業分工。社工負責個案管理、家庭支持、協助成癮者接受治療與重返社會，對此，醫師吳欣岱也強調，社工每天努力接住需要幫助的人，豈能把他們推到社會誤解與恐懼的第一線？
我們不應讓每個助人者都燃燒自己照亮他人，如果這樣，有一天這些亮光會燃燒殆盡，所有的天使都會折翼；社會應該讓制度成為能自體循環的正向環境，才能讓第一線的助人者們能夠有力量與權益，接住個案，更要善待自己。
（作者為執業律師／台灣光寰協會理事長、公督盟法案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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