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實習常被視為從校園走進職場的橋梁，但對部分學生而言，這條路卻是「霍布森的選擇」（Hobson's choice）──「接受唯一的選項，不然就什麼都沒有」。
在社會工作、護理、醫事檢驗、心理等專業領域，實習是將理論知識落實於職場的重要訓練。學生必須完成一定時數或期間的實習才能畢業，甚至取得國家考試的應考資格。然而，這類必修實習往往沒有給付，學生還須繳交學費才能進入實習。這套我們習以為常的制度，如同一層透明罩，學生身在其中，除了留下別無選擇。
當自己有餘裕，才能向外探照
問題不在專業訓練，而在於建立合理的待遇制度，避免學生在「學習」之名下成為低廉的勞動力。以北大社工系為例，學生須修滿 7 個實習學分，包含實習導論、期中及暑期實習；陽明醫技系則規定，學生須通過大三（含）前的必修課程，方能投入一學期 17 學分（不含選修）的臨床實習。換言之，實習既是專業養成的必要環節，也是畢業門檻，制度中的權力不對等與退出成本因此成為學生沉重的負擔。
對於經濟較弱勢的學生而言，問題更加現實。全職實習若每日占去近 8 小時，很難再透過打工維持生活，甚至可能因此放棄投入該領域。原本應該培養專業能力的一環，反而可能使既有的社會差距在看似中立的制度裡持續延伸。
這並非少數人的感受。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與台灣勞工陣線今年5月公布的調查顯示，96% 受訪者認為只要實習涉及實質工作，就應納入勞動法保障。當學生接受指揮監督、產出實際工作成果，卻僅因「實習生」身分未獲保障時，「學習」與「工作」的界線，就值得重新被檢視。
制度的灰色地帶，實習生的無薪困境
現行制度其實已注意到實習可能涉及勞務。依規定，若學生提供學習訓練以外的勞務，就應比照《勞基法》辦理。另外，教育部長期研擬的《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將校外實習區分為「一般型」與「工作型」：工作型明確適用勞動法規，一般型則以教育訓練為主要目的。然而，「學習」本來就是透過「做中學」來實現的，實務操作與學習難以切割，若僅以是否屬於「學習訓練」判斷，實習生能否受到保障，仍容易落入個案認定的灰色地帶。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已要求「一般型實習契約」載明給付方式與計算基準，也規範每日實習原則上不得超過 8 小時。既然承認一般型實習可以給付，也承認部分實習會占去學生大部分時間，就更應建立合理的最低給付標準。
因此，實習保障不應只看名稱或形式，而應回到學生實際承擔的勞務與成本。對於因畢業門檻、國考資格或專業養成而不得不完成的實習，更不能將時間與生活成本全數轉嫁給學生。若實習具有高度必要性，卻缺乏基本的權益保障，即使名義上屬於教育，制度仍難謂公平。
法律未到位前，學校能做的事
若法案僅因單一事件而在倉促、缺乏共識下通過，往往會造成後續執法困難與規範走向畸形，因此「立法管制」常是最後的手段。但是，沒有違法，不代表沒有需要回應的風險。對於本文所指的必修實習，大專院校仍有彈性空間主動將給付納入合作條件，逐步建立最低標準。
一個人投入時間與專業，本就該獲得合理對待。許多國家以實習津貼（stipend）作為基本補助，針對學生投入的時間與成本提供一定程度的給付，並由政府、學校與實習機構依不同專業及實習型態分擔。法國即規定，任何連續超過 2 個月的實習必須提供實習津貼；西班牙則要求所有實習，包括學術實習，都應獲得報酬。德國大學課程或職業培訓要求的強制性實習雖不適用最低工資，但許多雇主仍會自願提供津貼。
尊重學生的勞動，是教育現場對勞動尊嚴與基本權利的實踐。我們不應教導學生，只有取得正式職業身分後，付出才值得被看見。而法律能規範的有限，但對於不可捨棄之價值的共識與共同維護，可以協助社會找到更成熟的處理方式。
（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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