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對我而言，是一個容易想起兩位蔡前輩的月份。2023 年 9 月 3 日，蔡焜霖前輩離世；2024 年 9 月 5 日，蔡寬裕前輩也離開了我們。兩位受難者前輩的人生道路並不相同，一位是兒童文學與人權教育的推動者，一位長年投入政治受難者權益與轉型正義；但在我與他們有限的交往中，卻逐漸看見一個共同的身影：他們都曾經被時代傷害，卻沒有讓自己停留在受害者的位置，而是選擇把餘生用來把人與人、記憶與記憶重新連結起來。
追念蔡焜霖：苦難之外，看見一個完整的人
自 2018 年 9 月 15 日參加政治檔案研習營、認識蔡焜霖前輩，到 2023 年 9 月 3 日前輩離世，轉眼已近 5 年。這段時間並不算漫長，我卻有幸與蔡前輩有過幾次珍貴的交集。我們曾一起參與 228 共生音樂節，聆聽蔣理容女士的演講與新書發表；2021 年，也曾安排蔡前輩與東俊賢先生見面，再次串起他的兩位台南難友──蔡炳紅與曾錦堂。
對我而言，那或許只是一次聯繫、一次見面，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卻是幾段曾經被威權統治撕裂的人生，在多年之後重新彼此相認。我沒有機會與蔡前輩一同踏上綠島，也沒有參與他生命中那些更重要的歷史時刻，但在有限的時間裡，能夠替他牽起幾條記憶的線，我始終覺得是一份難得的緣分。
也因此，我一直不太喜歡用「因為你們的犧牲，才換來今天的民主自由」這句話，來概括政治受難者的一生。這句話當然包含感謝，卻也可能在不經意間把一個活生生的人簡化成「受難者」與「犧牲者」。一個人的生命不應該只剩下曾經遭受多少苦難，更值得我們看見的，是他在苦難之後選擇成為什麼樣的人。
蔡焜霖前輩最令我敬佩的，正是這一點。走過白色恐怖、經歷牢獄與人生的劇烈斷裂之後，他沒有選擇沉默，也沒有把自己封存在過去。退休之後，他仍數十年如一日走進校園、社區與各種公共場合，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訴說白色恐怖的歷史，推廣民主、人權與自由。他讓那些原本可能只存在於檔案裡的案件，重新成為一個個有名字、有家庭、有情感的人生故事。
蔡寬裕拼湊起失聯的歷史
如果說蔡焜霖前輩是在告訴後人「不要忘記」，那麼蔡寬裕前輩則讓我看見，轉型正義除了記憶，還需要不斷地「尋找」。2018 年，我已投入台灣保險史研究多年，因研究金融先驅李延禧先生，與李家後人逐漸熟識。李延禧在 1950 年代因政治案件遭受不公審判，我也因此希望透過研究，替這段被歷史掩沒的遭遇尋找平反的可能。
當《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促轉會成立之後，蔡寬裕前輩正積極聯繫各地政治受難者及失聯家屬，尋找那些因威權統治而與家屬、故鄉乃至台灣失去聯繫的人。2018 年 7 月 27 日，我突然收到蔡前輩助理陳泯瑞先生傳來的訊息。他們正在尋找一位當時居住東京的李瑳瑳女士──她正是李延禧先生的千金。蔡前輩在尋找李家遺族的過程中，從網路資料發現我的著作裡有李瑳瑳女士的推薦序，因此輾轉找到我，希望透過我取得李女士的聯絡方式。
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理解蔡寬裕前輩所做的事情。對我們而言，一段失聯數十年的海外線索，可能只是歷史研究裡的一個名字；但對蔡前輩而言，只要還有一位受難者的家屬沒有被找到，轉型正義的拼圖就還沒有完整。透過我的引路，蔡前輩與李瑳瑳女士取得聯繫，一條中斷數十年的歷史線索，就這樣重新接了起來。
回頭看，蔡寬裕前輩一生似乎都在做同一件事：聯繫。年輕時，他在威權統治的陰影下穿梭於不同政治立場之間；民主化之後，他努力跨越統獨與陣營的隔閡，推動政治受難者共同追求真相與尊嚴；到了晚年，他甚至透過一封封訊息與電話，尋找散落各地的受難者與遺族。他擺渡的從來不只是人，而是那些曾被時代切斷的記憶。
在歷史斷裂間，做個擺渡人
蔡焜霖前輩與蔡寬裕前輩，一位讓歷史被看見，一位讓失散的人重新被找到。兩位前輩所走的道路不同，卻都在做同一件事：不讓威權時代留下的斷裂，繼續延續到下一代。這也是我認為今天談轉型正義時，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
我們很習慣從制度的角度談轉型正義：有多少案件獲得平反、多少人取得賠償、多少檔案被開放、多少法案完成立法。這些當然重要，但制度所能處理的，往往只是歷史傷痕的一部分。真正的歷史記憶，仍然存在於人與人的關係裡。一位研究者找到一份資料，一位前輩因此找到一名遺族；一場演講讓下一代第一次知道白色恐怖；一次跨越數十年的見面，讓兩位老朋友重新坐在一起。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正是轉型正義最具體、也最有溫度的部分。
因此，我更願意把蔡焜霖與蔡寬裕前輩記作「擺渡的人」。他們沒有辦法改變自己曾經遭遇的時代，也無法讓已經失去的人重新回來；但他們用後半生一次又一次地伸手，把記憶從遺忘的彼岸擺渡回來，把失散的人從歷史的斷裂中牽回來。而我們這些後來的人，真正應該繼承的，也許不是某一種政治立場，而是他們面對歷史的態度：不是把政治受難者供奉成遙遠的「民主英雄」，然後用一句「感謝你們的犧牲」結束一切；而是願意繼續追問那些名字，閱讀那些檔案，尋找那些失聯的家屬，聆聽那些還來得及說出口的故事。因為民主最終不是一座完成的紀念碑，而是一段需要不斷被記憶、被理解，也被守護的過程。
9 月又到了。兩位蔡前輩都已經離開，但他們留下的並不是一段已經結束的歷史。那些曾經被他們牽起來的人、找回來的記憶，以及他們親口說過的故事，都還在我們之間延續。我很幸運，在他們生命的最後幾年，曾經與他們相遇，也曾經在其中扮演一個微小的「聯繫者」。如今再回頭看，我想念的，不只是兩位曾經走過白色恐怖的前輩，更是兩個始終相信人可以彼此牽引、歷史可以重新連結的人。他們把自己的人生交給了歷史，而我們能做的，是不要讓那些被他們辛苦撈回來的人與記憶，再一次沉下去。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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