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聽了兩個紐時的 Podcast 節目：The Silicon Valley Health Trend Making Doctors Nervous 與 Have We Turned Personality Into Diagnosis?。這兩個節目都提到，使用演算法的科技公司往往都推銷著同一個概念：能動性（agency）或自我賦能（self-empowerment）。
第一個節目談到，我們常看到科技公司在賣某種生理掃描或監測的服務，例如穿戴式裝置，這些產品都是在追蹤、記錄使用者的生理數據。有些科技公司會宣稱，只要花一些錢，他們就能幫你找出全身的數據，以便讓你掌握自己的健康狀況。這之中當然有些是騙局，就像惡名昭彰的 Theranos。不過我們先不談詐欺，只說說一般的情況，這樣的服務意味著什麼？
知道得越多，真的越健康嗎？醫生提醒「過量資訊」的代價
受訪醫生的核心主張大多是：過多資訊對個人來說，其實並沒有什麼用處，只會帶來困擾和成本浪費。因為許多生理資訊只是雜訊，而且帶有正常的波動。所以如果沒有一個真正的症狀來做參照，其實難以解讀其中意義。你看到數值的高高低低，都很有可能只是正常波動。
我想起家父是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值本來就會在一天之內高低波動。如果在感染發炎的時候，醫生會建議控制在 100～200 之間，以免損害腦部；但等到感染治好，這項基準也就取消或放寬了。這意味著一般人可接受的波動範圍可能更大。
另外，就算有某些未造成症狀、但真的可以指出身體狀況的數值（比如說甲狀腺腫瘤或攝護腺問題），也有可能會造成過度醫療。醫生承認，假如真有辦法早日得到像是胰臟癌這樣的疾病數據，確實會有用。然而無論如何，資訊都需要意義跟價值，並不是有愈多資訊就是愈好。畢竟任何資訊都需要進行適當解讀。
但我認為真正有趣的是，這股監控自己生理狀態的風潮（40% 的美國人都有某種追蹤自己數據的裝置）背後的觀念──自我賦能與自我負責。人們相信，當我們知道愈多資訊，我們對自己身體狀況的掌控就愈完整，也就愈能控制身體健康以及我們的未來，所以也就促進了我們的能動性。這一點的反面則是責任觀：做得到這樣的完整控制，也就意味著我們需為自己的身體健康負起完全責任；同時也是由於個人的責任觀，才會發展出這麼徹底的自我監控行為。
自我診斷如何讓人獲得掌控感？
第二個節目則談另一種風潮：網路上經常可見「如果你有以下狀況，你可能就有 XX 心理疾患」的貼文，而不少人也真的會點進去自我診斷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心理疾病。在這個節目裡面被舉出來的是 ADHD 和自閉症。這兩種疾病對美國人來說，都有顯著的過度自我診斷。像是有 4 分之 1 的成人懷疑自己有 ADHD，但其實只有 6% 確診；自閉症則是在社群網路上可以查到一連串可能症狀，但其實許多看起來只是比較內向的表現，一些解讀也可能有文化因素影響。
那麼，這種自我診斷的衝動是哪裡來的？其實也是一種自我賦能的表現。人們想要藉由一個標籤來理解自己發生什麼事，然後把自己放在那個標籤代表的框架內，接著就有一個框架能指引自己的行為。
雖然這樣的動機可能是好的，但這裡有幾個層次的問題：一個是錯誤的自我分類會帶來混亂，反而降低能動性。比如前面提到那些被看成症狀的狀態，很有可能只是人生一時或自然的困頓，又或是只是不同個體大腦的特異性，因此其實不該被當成疾病。更何況把自己看成病人或普通人，究竟哪一種更能正面促進自己的能動性？
另一方面，這些在社群媒體上流傳的資訊有許多是錯誤的。節目裡提到，最多人看的關於 ADHD 和自閉症的影片中，前者有 52%、後者有 41% 含有錯誤資訊。那麼，既然錯誤的分類可能會為個人帶來不好的結果，事實上可能反而減低了能動性，那大量的錯誤資訊也更容易為使用者帶來這些負面影響。
還有一個火上加油的因素：把自己分類、然後感覺事情有所解決的感覺自我良好（節目把這稱為「促進多巴胺分泌」），更進一步促進了使用者的這個行為傾向，使他們更有意願去追求這些感受。
我們想靠科技掌控自己，為何最後反而被科技掌控？
這兩個節目提到的使用者，都是基於希望提升個人的能動性，而使用監控產品或社群媒體。但這兩種科技產品或服務在「監控資本主義」中，都屬於「大他者」的一環，是用來消除個人的自主性與能動性，而成為科技公司用來搾取行為剩餘的工具。只是科技公司自己當然不會這麼講。宣傳總會強調他們的產品與科技如何促進使用者的能動性，而且使用者也真心誠意想使用這些科技產品來促進自己的能動性，但最後分析的結果卻是這些行為反而削減了使用者個體的能動性。問題到底出在哪？
我認為，癥結點可能是出在：
首先，資訊本身無法帶來賦能，必須是帶有適當意義的資訊才能夠賦能。就像你單純作為一個父親或母親，這樣的事實並不會使你更懂得照顧小孩，而是要先理解到父親或母親這樣的身分，究竟對自己跟小孩意味著什麼，才會使自己更有力量。
其次，資訊要具有適當意義，必須有適當的歸類。就像一個生理數值到底意味著什麼，必須放在一個具有明確參照基準的分類當中，才能了解它的意義。就此類推，到底我喜歡獨處這件事，是因為我有自閉症而需要就診？還是這就是我的人格特質，不如適性揚才？也是依賴適當的分類。
再舉一個例子，一個小孩是不是你親生的，是否會影響你做為一個父親或母親的意義（包含責任、能力、付出與對人生的滿意程度）？這也是要看你是把自己歸類為哪一種父親或母親的意義來決定。
再者，適當的分類則取決於多種因素，都必須是適切的。比如說資訊本身的正確性（裝置測得準不準、你到底是當下沒察覺到他人的想法還是沒有能力去察覺他人想法、你後代的 DNA 是否顯示你就是父母之一），用以參照的概念框架的適當性（這個生理數值應該放在什麼疾病或症狀的脈絡下來理解、自閉症的真正指標到底是什麼，父母的角色是包含血緣關係還是不包含）、用來評價的標準所評價或採納概念框架的規範性（早期胰臟腫瘤相關的生理數值比早期或惰性甲狀腺腫瘤還要重要得多、什麼樣的狀況才值得用自閉症來進行診斷、對某人與某事來說應該區分生養父母還是不區分），以及在這些概念框架跟價值標準結合後產生的選擇框架中的自主選擇（在惰性甲狀腺瘤可能不重要的情況下你還要監測這方面數據嗎、在心理疾病跟人生逆境兩種觀點下你選擇哪一種來看待自己、當親生父母跟當養父母對你來說有無差別並且要選擇當哪一種）……
所以，光只有資訊，事實上沒辦法提供使用者幫助，只會提供科技公司更多剩餘。因此科技公司有動機去偵測與提供更多資訊，並且聲稱更多資訊對使用者有幫助，但事實可能並非如此。所以在獲得資訊這個層次上，使用者的動機是被誤導的。另外，演算法會自動對使用者進行分類，就像是穿戴裝置使用不知從哪來的標準對你說你的睡眠品質很好或很差；又或是在社群媒體上，演算法從某地方知道或推論出你想弄清楚自己有沒有自閉症或 ADHD，所以把你放在跟那些影片的發布者或觀看者同樣的群體中，然後推播給你看。
但一來，那些影片本身的資訊可能出錯所以無助於你正確分類；二來，演算法不真正知道也沒有興趣忠實反映你個人的想法，利潤導向的它只是想把握一個機會推銷你產品，因為演算法自己把公司賺錢放得比使用者福祉更重要，所以它不會關心對使用者來說哪個資訊比較有價值，也不關心你需要對什麼東西有事先理解才能適當解讀資訊。所以與其完全量身訂做、從片海中找出一個最適合你的影片，不如推播你一個非常熱門、也促進你參與大家討論或追逐網紅，然後花更多時間在上面的影片。
更糟糕的是，演算法提供給你的其實不是選項，而是一個選擇的框架，你其實不只是「要不要選擇觀看這個影片」，而是在演算法所有會提供給你的影片當中徘徊，也就是那些不顧你個人最在乎什麼事、事實資訊很可能出錯、出於公司或個人利益而不是專業或公共的價值來製作以及推播的影片。在這些影片當中晃蕩，其實完全找不到你個人自主性所可立足之處，但你卻無法不被這些影片所影響，所以你只是單方面的受到支配。
至此，這應該足以回答前面提出的疑問：科技公司自己會說我們的產品與科技促進了使用者的能動性，而且使用者也真心誠意想使用這些科技產品來促進自己的能動性，為什麼結果卻是削減了使用者個體的能動性？因為：資訊本身不足以促進能動性、錯誤的分類可能削減使用者能動性，並且使用者想促進能動性的願望，不一定能改變有權力影響或掌控演算法的個人或公司的行為，反而只是被利用來促進這些人的能動性。畢竟，演算法有著先天的權力失衡。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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