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 7 月，新北市土城發生一起震驚社會的家庭暴力殺人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與妻子婚姻關係惡化、已有家庭暴力及保護令相關程序的情況下，追撞並持刀殺害妻子及小姨子。案件經新北地方法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後，今年 8 月 21 日依殺人罪分別判處 2 個無期徒刑，另有其他罪刑。
檢方原求處死刑，最終則並未判死，判決結果引發被害人家屬強烈悲痛及社會討論。尤其在媒體報導一名參與審理的國民法官談及評議過程後，社會焦點迅速轉向一個問題：是不是因為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之間對於死刑的意見不同，才導致被告「逃過死刑」？
新北地方法院隨即發表聲明，強調本案由 3 名職業法官及 6 名國民法官依法合議審理，判決係全體依法評議後作成；評議過程中出現不同意見，是制度運作的一部分，不應將責任歸咎於任何單一職業法官或國民法官。同時，法院也強調，為保障審判者能夠無後顧之憂表達意見，評議過程、意見分布及討論經過，依法均應嚴守秘密。
我認為，這起案件真正值得社會討論的，並不是「到底是哪一個人沒有投死刑」，更不是把國民法官推到輿論審判台上。我們真正應該問的是：當人民被邀請進入司法、共同參與最嚴肅的刑事審判時，我們是否已經建立一套足以讓人民理解司法決定、同時也能承擔司法信任的制度？而這個問題，恐怕比「誰反對死刑」更重要。
死刑不是多數決遊戲，而是憲法要求下的最嚴格刑罰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容易被媒體標題及社群討論簡化的法律問題：「殺了 2 個人，為什麼還不能判死刑？」
從一般人的情感與直覺而言，也許非常容易理解；但在憲政法治國家，死刑從來不是單純依照犯罪人數、社會憤怒程度或多數民意決定。
憲法法庭於 113 年作成憲判字第 8 號判決，並未宣告死刑制度本身全面違憲，而是對死刑的適用設定更嚴格的憲法要求。判決指出，對於死刑案件，必須符合最嚴密的正當法律程序；其中科處死刑的判決，應經各級法院合議庭法官一致決，憲法法庭也說明，死刑案件之所以要求更高的程序門檻，是因為死刑涉及人民生命權，具有不可回復的特性。這一點非常重要。
「沒有判死刑」，在法律上並不等於「法院認為 2 條人命不重要」，更不能直接推論為「法官同情加害人」。真正的法律問題是：本案是否符合現行憲法秩序下，科處死刑所要求的全部實質及程序要件？
從目前公開資訊來看，新北地院認定被告的犯行雖然手段殘酷，但未達 113 年憲判字第 8 號所要求的「情節最重大」程度；法院並進一步就其再犯危險性、教化及再社會化可能性等因素進行量刑判斷。這些才是判決真正應該被法律專業檢驗的地方，而不是簡化成「法官不敢判死」。
因此，對這起案件可以批判，也可以質疑，但批判的對象應該是法律標準、事實認定及量刑理由是否充分，而不是在沒有完整評議資料的情況下，先替某一位法官或某一名國民法官貼上標籤。
國民法官不該成為「代罪羔羊」
國民法官制度最重要的意義，是讓司法不再只是職業法律人的專業領域，而讓一般人民也能透過參與審判，將社會對於犯罪、責任、被害、正義及刑罰的生活經驗帶進法庭，這是一項民主化司法的重要制度設計。
但制度一旦走進真實世界，就會碰到一個非常殘酷的問題：當判決結果不符合被害人家屬或社會多數人的期待時，誰來承擔那個結果所帶來的心理壓力？職業法官有法律專業及司法制度的保障；國民法官則可能只是一般社會成員，因抽籤而進入一件原本與自己毫無關係的重大刑事案件，最後卻可能因為一紙判決，受到媒體、輿論甚至被害人家屬的質疑。
這其實正是國民法官制度最需要被保護的地方，如果我們一方面告訴人民：「司法需要你參與」，另一方面卻在判決不符合社會期待時問：「是不是你們這些國民法官把死刑判掉了？」那麼久而久之，誰還願意相信這是一項值得參與的制度？國民法官不是「人民陪審團」的簡單翻版，更不是代表社會公審被告的群眾代表。他們是在法律規範及程序保障下，與職業法官共同進行證據調查、事實認定及量刑判斷的審判者。
因此，國民法官必須有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也必須受到評議秘密的制度保障。如果沒有這層保障，所謂的人民參與司法，最後可能只剩下「人民參與承擔輿論壓力」。
評議可以保密，但判決理由不能讓人民看不懂
法院強調評議秘密，我認為是正確且必要的；但這並不代表司法就可以只說「依法評議，所以如此」。評議秘密的目的，是讓參與審判的人能夠自由表達意見，而不必擔心事後受到外界追究。如果今天所有法官、國民法官的投票紀錄、個別發言甚至討論過程都可以被公開，那麼未來的評議很可能受到輿論、媒體甚至當事人報復心理的影響。
因此，「不公開誰投什麼票」及「司法必須充分說明為什麼如此判決」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我不認為社會需要知道「第幾號國民法官投了死刑」。真正需要知道的是「法院為什麼認為本案雖然造成 2 人死亡，卻仍未達到憲法所要求的死刑門檻？」「法院如何判斷犯罪情節的重大程度？」「法院如何評價被告的主觀惡性、犯罪動機、犯後態度？」「法院如何判斷其再犯危險性？」「法院為什麼認為仍存在教化及再社會化可能？」
如果判決理由能夠以一般人民也能理解的方式，完整回答這些問題，那麼即使人民對結果不能接受，也比較可能理解「法院為什麼這樣判」。司法的透明，不必然等於公開評議秘密；真正的司法透明，應該是讓人民看得懂判決。
「二條人命」與「最嚴重犯罪」之間，是法律最艱難的價值判斷
本案最令人難以接受的地方，正是 2 名被害人死亡與最後無期徒刑之間形成的心理落差，對被害人家屬而言，失去的不是抽象的「2 個生命」，而是 2 個女兒、2 個家人，是再也不可能回來的人。因此，當家屬在法院外痛哭、質問司法，甚至認為「殺了 2 個人為什麼不用死」，這種情緒並不難理解。
但是司法的艱難就在這裡。刑罰不能完全以被害人的痛苦程度作為唯一標準，也不能完全以社會憤怒作為唯一依據。如果刑罰完全取決於輿論情緒，那麼司法就會從「依法裁判」變成「群眾情緒裁判」。反過來，如果司法完全不回應被害人家屬的痛苦，那麼司法又可能逐漸失去人民對正義的信任。
所以真正成熟的司法制度，應該在二者之間建立一條艱難但必要的界線：承認被害人的痛苦，但不能讓痛苦取代法律；尊重社會的正義感，但不能讓情緒取代證據與憲法，這也是國民法官制度真正困難的地方。
如果只談「判死不判死」，我們反而錯過了更重要的問題
如果從警察實務的角度來看這起案件，我最在意的其實不是「最後判死刑還是無期徒刑」。因為等到法院判決的那一天，2 條生命已經消失了，真正值得追問的是：這起悲劇，有沒有可能更早被阻止？
公開報導顯示，本案在案發前已存在家庭暴力、保護令及雙方關係惡化等脈絡，甚至案發當天雙方還因保護令相關程序進入法院，最令人痛心的是，保護被害人的法律程序已經啟動，悲劇卻仍然發生。這對第一線警察、司法、社政及家庭暴力防治體系而言，是一個不能迴避的警訊。
我們當然不能因為事後發生殺人案件，就倒推認定「當時一定有人疏失」。這樣的事後諸葛並不公平，也不符合法律及行政責任的基本原則。但是，制度可以、也應該從悲劇中學習。例如：當一名被害人已經報案、驗傷、聲請保護令，甚至進入法院程序時，我們如何辨識她是不是已經從一般家庭衝突，進入可能致命的高風險階段？當加害人出現跟蹤、尾隨、威脅、暴力升高、無法接受分居或離婚等行為時，現有的危險評估是否足夠敏銳？
警察掌握的資訊、法院保護令資訊、社政系統的高風險資訊，以及其他相關單位所掌握的資料，能不能真正形成「風險圖像」？這些問題，可能比判決之後再爭論「為什麼不判死」更值得我們投入資源。
從犯罪偵辦走向風險預防
警察工作的特殊性，在於我們經常是在悲劇已經發生之後，才進入案件現場。但現代警政不能只停留在「案件發生－警方到場－蒐證－移送－起訴」這條傳統犯罪處理鏈。尤其家庭暴力案件很多時候不是突然發生，而是存在一個逐漸升高的風險過程。第一次辱罵、第一次推打、第一次驗傷、第一次報案、第一次聲請保護令，到後續的跟蹤、威脅、糾纏與暴力升級，可能都是風險訊號。問題在於：我們有沒有把這些看似零散的訊號，真正串成一個完整的風險判斷？這也是警察專業可以對司法討論提出的重要貢獻。
刑事司法主要處理「已經發生的犯罪」，警察與社會安全體系則必須更努力處理「可能發生的犯罪」。二者不是互相取代，而是前後銜接。因此，一起家暴殺人案件真正應該留下的制度遺產，不應只有一份判決書，而應該包括：我們下一次能不能更早發現、更快介入、更有效保護？
國民法官制度需要改革的，是司法溝通能力
本案有國民法官建議公開評議票數，這個主張值得討論，但我認為必須非常謹慎。公開票數可能增加外界對判決形成的理解，但同時也可能破壞評議秘密，使個別審判者暴露在事後追究與及論壓力之下。
因此，與其急著主張「所有票數公開」，不如思考另一個方向：能不能建立更充分、更具可讀性的死刑判決說明制度？例如，對於社會高度關注的死刑案件，判決理由除了法律專業的論證之外，也可以用更容易讓一般人民理解的方式，清楚說明：第一，法院認定哪些犯罪事實。第二，法院如何評價犯罪手段與犯罪情節。第三，為什麼認為符合或不符合「情節最重大」的標準。第四，法院如何評價被告再犯危險性。第五，法院如何判斷教化與再社會化可能性。第六，在現行憲法及法律框架下，為什麼最終選擇死刑、無期徒刑或其他刑度。這種「理由透明」，其實比「票數透明」更能增加人民對司法的理解。
民主社會裡，司法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就是有時候必須作出人民不喜歡的決定。如果法院每一次都判出社會最想要的結果，那不一定代表司法值得信任；反而可能代表司法已經失去獨立判斷的能力。真正的司法信任，應該建立在：即使我不同意你的判決，我仍然知道你為什麼這樣判。這句話看似簡單，卻是法治國家最重要的司法溝通課題。
因此，本案不應該被簡化成「司法又讓壞人逃死」，也不應該被反向簡化成「人民不懂法律，只知道要求判死」，兩種說法都太容易。真正困難的問題是：在死刑這個不可逆的刑罰面前，我們如何同時保護被告的生命權、尊重被害人的生命尊嚴、保障國民法官的獨立判斷，又讓社會充分理解司法為何做出這個決定？這才是國民法官制度真正需要面對的成熟課題。
不要讓國民法官成為「人民情緒的出口」
這起案件還有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當判決結果不符合社會期待時，人們很自然地想尋找一個「造成結果的人」。於是，職業法官可能成為被指責的對象；國民法官也可能被質疑。但這樣做，最大的危險就是把一個制度問題，變成個人責任問題。
新北地院強調，本案是由 3 名職業法官與 6 名國民法官共同合議，判決是依法評議後作成，不能將結果歸責於任何單一審判者。這個原則應該被尊重。因為如果今天社會讓國民法官相信「只要判決不符合社會期待，你就可能被找出來」，那麼國民法官制度最終可能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參與者不再真正獨立思考，而是開始思考「社會希望我怎麼判」，那將是國民法官制度最大的失敗。
如果土城這起案件能夠帶給制度改革一個機會，我認為至少應該從二端同時檢視。一端是犯罪發生之前，我們應該重新檢討家庭暴力案件的高風險辨識、保護令執行、警察安全護送、跟蹤騷擾及威脅行為的整合處理，以及跨機關資訊能否即時串聯。不是每一件家暴案件都會走向殺人，但真正嚴重的案件，往往會留下某些警訊。我們要做的，不是事後責怪誰沒有預見，而是建立一套更好的制度，讓下一名第一線員警、社工、法官或承辦人員，在面對類似案件時，可以更早看到風險。
另一端則是判決作成之後。我們應該提升重大刑事案件的判決說理與司法溝通，讓人民知道法院如何在法律框架下作出決定，如果法律不允許公開評議內容，就更應該讓公開的判決理由足以回答人民最核心的疑問，這才是真正的司法透明。
2 條消逝的生命，不能只留下「判死或不判死」的答案
土城這起案件最令人悲痛的，不只是被害人失去生命，也包括被害人的家屬必須用餘生承受失去至親的痛苦。因此，我們不能用一句「依法判決」就結束討論，但同樣地，也不能用一句「殺了 2 個人就應該判死」就結束法律思考。因為法治社會的價值，正是在最令人憤怒、最令人悲傷的案件裡，仍然堅持法律的界線。
113 年憲判字第 8 號對死刑所建立的嚴格程序與實質要求，是對生命權的保障；國民法官制度則是讓人民走進司法、參與正義判斷的重要民主實踐。二者看似不同，其實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國家究竟要用什麼樣的程序，決定一個人的生命是否可以被剝奪？這個問題，不能交給情緒，也不能交給輿論。但是，法律也不能只對人民說：「這是專業，你們不必理解。」
如果司法希望人民參與，就必須讓人民理解；如果希望人民信任，就必須讓人民看得見理由；如果希望國民法官勇於表達不同意見，就必須保護他們不成為輿論的代罪羔羊，而對警察及整體社會安全體系而言，更應該記住另一件事：最好的刑事政策，從來不是等到二條生命消失之後，再爭論應該判多重；而是在悲劇發生以前，就想辦法讓悲劇不要發生。
所以，這起案件留給臺灣司法真正的考題，也許不是「為什麼沒有判死刑？」而是：我們能不能讓被害人在法院判決之前就被真正保護？我們能不能讓國民法官在審判席上真正獨立思考，而不是成為輿論的出口？我們能不能讓人民即使不同意判決，也能理解判決？如果這 3 個問題，我們都願意認真回答，那麼 2 條無辜生命的消逝，才不會只剩下一場「判死還是無期」的社會爭論，而會成為台灣司法、警政及社會安全制度，真正好好記住的一次教訓。
（作者為大葉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研究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秘書室主任、台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察法規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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