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注意到臉友提及作家陳思宏，由於語帶隱晦，並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後來才曉得是作家一篇高中國語教材選文提及性器官而引發爭議。
筆者粗略讀了該篇散文，頭一個反應是感嘆：台灣的性教育，或者在這裡更確切說是身體教育，都走到了 2026 年，居然還容不得在一個相對「純潔」的語境出現一個十分委婉的下體措詞。這也反映，學校教育針對的「只能」是學子，但需要身體教育的從來就包含廣大的成人與社會人士。
當「雞雞」成了禁忌：國語教材裡容不下身體部位
陳思宏的文章提到的是，在泳池誤碰了救生員的「雞雞」。對，不是老二，不是LP，不是陰莖，不是陽具，是故作小兒語的「雞雞」。筆者不免要想，若是改成「私密部位」呢？爭議所在到底是用詞，還是在某些成人的想像中，國語教材的思維框架必須將活生生的人腰斬為半截？
筆者又想起，「童稚時」所讀課文有篇沈復的〈閑情記趣〉。因為老師要求背誦，「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云云，竟也就成了同學課間彼此戲謔的經典台詞。然而滿盈童趣的文段其實還有後文：「貪此生涯，卵為蚯蚓所哈（吳俗稱陽曰卵），腫不能便，捉鴨開口哈之，婢嫗偶釋手，鴨顛其頸作吞噬狀，驚而大哭，傳為語柄。」這已非一時誤觸，而是初萌的對兒少性慾與自我身體的探索。沈復並未對此更加著墨，但有意思的是，將之定義為可堪書寫的「幼時閑情」，與其後擺弄瓶花、盆樹等等的成年意趣合為一篇。就此點看，這位古人反而比許多現代人通達。
誰決定我們該如何理解一篇文章？
這也不是說陳思宏先生的文章入選教材就沒有「問題」。筆者所謂的問題有兩個層次，一個是「question」，另一個是「problem」。第一個層次趨近於好奇：教材本身想呈現文本怎樣的意義？誠然，在作者的經營下，作品有其自足的指涉體系，但這樣的體系有可能在讀者詮釋下產生程度不一的質變，而使作品成為「文本」。教材編纂者在這個脈絡裡相當於第一階讀者，能一定程度左右教師、學子作為第二階、甚至第三階讀者對文本的理解。如果說陳思宏這篇作品最終是要導向對身體坦然自得的觀視及相處，那麼將其納入散文（相對小說、戲劇和詩）文類，或是特定年代作品、其他特定主題等範疇，都會使這篇文章在轉為文本後，於同一教材的跨文本參照中，拓展出不盡相同的詮釋空間與取向。換言之，這個層次所著眼的是編纂技術。
然而技術並非去價值化的程序操演。這便涉及可能蘊含弊病的第二個層次：編纂者，乃至社會大眾，認為教材該呈現怎樣的意義？本次爭議的一大核心是不少批評者顯然認定教材須以「文以載道」為選文標準。但，什麼是「文」？真要區分，如今都說文筆文筆，但古人對何為文、何為筆是有講究的。更重要的是，什麼是「道」，又是「誰」的道？真存在一個無須設置任何概念限定的「道」嗎？將不加分析區辨的語句奉為圭臬，結果就是對教材選文的批評，更像是藉機抒發對時代變化的怨言，而非有心去省思國文課本之為（第一語言）語文教材的本質何在？
編纂課本的視野，是否可以不一樣？
筆者並非中學國語文教材的編纂及教學人員。但就自身曾為廣義語文教學人員、以及一路以來作為語文學習者的經驗，深深體會到中學以下國語課應該是一門「元課程」（meta course）。這就表示，課文的選擇標準，應與其餘課程連結成一個以國文課為核心（或者說中介）的網絡，從而以國語課程選文來觀照歷史、觀照數學、觀照社會，甚且觀照另一種語文。
退一步說，即使國文課作為文學課程，仍得考慮編纂技術是否達到文學選本的標準。如前所述，如果某一篇選文最終是要導向對身體坦然自得的觀視及相處，那麼其餘選文與其形成怎樣的對照體系？還是說，課文編纂大體上仍不脫過往那種大雜燴的方式？
最後，舉個在類別上較為「極端」的假設性思考來為教材編纂的「question」和「problem」作結：國語教材可以收錄圖文作品嗎？在漫畫老早就不可以小兒讀物視之、而且還出現「圖像小說」這一類別的當下，思考一部圖文作品的文字品質及內涵是否足以或適合納入語文教材，應該會比抓著作品中的「雞雞」窮追猛打有意思，也有價值多了。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曾任大學英文教師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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