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就讀私立科技大學的學生在 Threads 感嘆：「大學學費貴到靠北，3 萬。」附圖顯示，該生一學期原須繳納學費 38,051元、雜費 9,114 元；扣除行政院 17,500 元的學雜費減免後，仍須自行籌措 3 萬多元。
這句尋常的情緒抒發，卻引來陌生人評論「越大越覺得階級社會有其存在的必要。」批評者甚至設想，若大學一年收費百萬元，付不起的人便不會再「肖想上學改變階級」，也不會有「一堆社底」（社會底層群體）嫌 3 萬元太貴。留言區也出現「嫌貴就不要念」、「不會考好一點讀國立嗎」、「政府不該補助破爛學店」等附和。
顯然，一張學費單成了一場資格審判：誰配接受教育，誰又只配留在原來的階級？
誰有資格說「三萬元不算貴」？
這些話之所以刺痛我，是因為我就是他們口中的「社底」。
我從小在育幼院長大，大學一年級離院時，戶頭只有 7 萬元。我靠這筆積蓄、同時兼 3 份工作，以及拿父親身為重度身心障礙者的子女就學補助，勉強完成大學學業。後來攻讀國立大學研究所時父親過世，補助資格喪失，前 2 年靠友人資助部分學費並兼 3 份工作，後 2 年則以正職收入支應，其間甚至遭詐騙損失了逾 50 萬元積蓄；畢業後，我又花了 1 年多償還友人的資助。
對某些人而言，3 萬元只是「這點錢」；對另一些人而言，那是必須拿睡眠、健康與勞動時間交換，仍未必跨得過去的門檻。經濟弱勢者往往不敢談論這些處境，不是因為困難不存在，而是害怕一開口，求生的艱辛便會被解讀成無能，求學的渴望反而被嘲笑為不自量力。
因此，值得追問的從來不只是「3 萬元算不算貴」，而是誰有權替所有人回答這個問題。當家庭支援被隱去、制度優勢被寫成個人能力，貧窮便容易被誤認為懶惰，補助被說成施捨，教育也從公共權利退化為成功者對失敗者的恩賜。若只把上述言論視為網路上的刻薄玩笑，我們便會錯過它背後更深的階級正義問題：功績主義（meritocracy）如何把結構差異包裝成個人成敗，階級語言如何剝奪人的尊嚴，以及我們能否透過能力取徑（capability approach），重新思考每個人實際擁有的教育機會與人生選擇。
台灣民主若要深化，不能只在選票前宣稱人人平等，更必須從制度到常民生活，正視那些使人因貧窮而噤聲、因出身而受辱的思維、語言及行為。
你的 3 萬元不是他的 3 萬元
「大學一學期才 3 萬元，有那麼誇張嗎？」這個問題本身便透露了階級位置。對部分家庭而言，3 萬元或許只是一次旅遊、一件精品，甚至不到每月可自由支配所得的一小部分；對另一些家庭而言，它卻可能等於數個月的房租、全家一段時間的伙食費，或者一名非典型就業者整月乃至更久的收入。
同樣一張學費單，落在不同家庭手中，重量完全不同。有人收到繳費通知後，只需要把單據交給父母；有人必須比較就學貸款、分期付款與工讀時數；有人還得在自己的教育和家中的房租、醫療費、照顧費之間做出選擇。若學生就讀外地學校，學費之外還有住宿、交通、餐食、教材、電腦、網際網路及社交活動等支出。形式上人人都繳 3 萬元，實際承受的犧牲卻不可能相提並論。
這正是階級特權（class privilege）最不容易被察覺之處：擁有資源的人，往往把自己受到的支持當成世界原本的樣子。他看見的是自己順利繳費，卻未必看見背後穩定的家庭收入、可供居住的房屋、健康的照顧者、沒有突然發生的債務，以及一張在必要時能夠救急的安全網。
特權不一定來自惡意，也不表示一個人沒有努力。問題在於，當人們把制度和家庭提供的助力全部寫進自己的功勞簿，再把別人缺少支援所造成的困難解釋為無能，階級差異便被改寫成了道德差異。
因此，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3 萬元到底算不算貴」，而是：3 萬元對誰而言不貴？誰可以不假思索地說出「這點錢」？又有哪些人的生活經驗，從一開始便被排除在這個「不貴」的判斷之外？
「社底」不只是網路用語
近年台灣社群頻繁使用「社底」稱呼收入較低、教育資源較少、居住條件不佳，或被認為品味不合主流的人。有時它被當成玩笑，有時被用於自嘲，更多時候則是一種向下攻擊：嫌棄他人的手機、衣著、交通工具、飲食選擇、學校、職業、居住地與家庭背景。
這個詞看似描述社會位置，實際上經常把複雜的結構問題壓縮成一枚人格標籤。一旦某人被歸入「社底」，他的言行便不再需要被具體理解；他的困境不再是低薪、租屋負擔、家庭照顧或教育資源不均造成的結果，而被說成「素質差」；他的憤怒成了「仇富」；他的消費被嘲笑沒有品味，不消費又被指責不會管理。
這種語言的危險，在於它一面描繪階級，一面執行階級排序。「社底」一詞告訴被命名者：你不只擁有得比較少，你本人也比較低劣。
許多人會辯稱：「只是一個哏，何必認真？」但語言從來不只是語言。當一種稱呼反覆將特定群體與骯髒、愚蠢、懶惰、暴力或不配享有公共資源連結，它便會逐漸塑造社會的直覺。久而久之，我們不再問一個人為何陷入困境，只問他是不是活該；懶於思考制度能否改善，只想區辨自己不屬於被鄙視的那一群。
階級羞辱的運作，往往也不需要真正的富人參與。中產階級可能藉由貶低勞工或底層階級來確認自己的位置；經濟同樣不穩定的人，也可能透過嘲笑更弱勢者，暫時逃離自身的不安全感。在一座搖晃的階梯上，每個人都害怕往下掉，於是踩住下面的人，證明自己至少還不是最底層。
這也解釋了為何「社底」文化能在青年社群流行。它不只是傲慢，也是焦慮的產物。當房價、薪資、教育競爭與就業風險使向上流動愈加困難，人們未必團結起來要求改善制度，反而可能更加執著於細微的身分區隔：讀哪間學校、做什麼工作、用什麼品牌、是否有房有車。只要仍能找到比自己更低的位置，便彷彿可以暫時證明自己尚未失敗。
當成功被解釋成「我應得的」
階級歧視之所以能夠合理化，與當代社會對功績的迷信密不可分。我們習慣相信，只要教育與市場形式上開放競爭，最後的結果便反映每個人的努力與能力。考上好學校、進入高薪產業或累積財富的人是因為優秀；學歷較低、所得不穩定或需要福利協助的人，則是因為不夠努力。
然而，起跑線從來不是一條乾淨而平坦的面。有些孩子從小擁有安靜的房間、充足的營養、補習與才藝資源，父母能陪伴閱讀、協助選校，甚至承擔探索與失敗的成本；有些孩子必須與家人擠在狹小空間，放學後照顧手足或到店裡幫忙，面對家庭衝突、債務與不穩定居住。前者可以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考試，後者光是維持日常生活，就已消耗大量心力。
即使兩人最後參加同一場考試，考卷相同，也不表示機會相等。考試測量的固然包含個人努力，也包含家庭長期投入的資源、文化資本、資訊、人際網絡，以及一個人是否有餘裕犯錯。
更何況，所謂努力本身也需要條件。能夠長期規劃、延後享樂、專注學習，往往以穩定和安全為前提。當一個人每天都必須處理迫近的帳單、照顧責任、家庭危機、受暴處境，要求他展現與資源充足者相同的「自律」，本身便不公平。
美國政治哲學家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成功的反思》中批判的，正是這種功績至上的傲慢。當成功者相信一切成就皆由自己贏得，便容易忘記運氣、家庭、制度與他人的貢獻；失敗者則不只失去收入與地位，還被迫承受「你不夠好」的道德羞辱。原本應被共同處理的社會問題，於是被轉化為個人的恥辱。
從資源平等走向「能力取徑」
若只說「大家都有機會申請貸款」，仍不足以證明制度公平。形式上的選項存在，不等於每個人都有實質能力運用它。貸款可以讓學生暫時進入校園，卻也可能讓經濟弱勢者在職涯起點先背上一筆債務；工讀可以支付生活費，卻會排擠學習、休息、社團、人際互動與實習的時間。資源較少的學生，可能名義上取得同一張文憑，實際度過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大學生活。
這正是阿瑪蒂亞．沈恩（Amartya Sen）與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所發展的「能力取徑」能提供的視野。正義不能只看每個人形式上擁有多少資源，也不能只看最後產出是否相同，而應追問：一個人實際上有能力成為什麼樣的人、過什麼樣的生活？他是否能健康地生存、接受教育、參與公共生活、建立關係、發展理性與想像力，並對自己的人生作出有意義的選擇？
同樣一筆補助，對不同處境者可能產生不同效果；同樣的制度，也可能因身心狀況、家庭責任、性別、城鄉差距或資訊落差而造成不同障礙。因此，公平不是把完全相同的東西交給每個人便宣告任務完成，而是確保每個人都擁有將權利轉化為真實生活選擇的條件。
放到高等教育，這意味著政策不能只問學費名目上是多少，還要檢視學生能否負擔住宿、交通、教材與基本生活；不能只問是否設有獎助學金，還要問申請資訊是否可及、資格是否排除特殊家庭、審查是否製造羞辱；不能只以入學率判斷平等，也要關心困境學生是否能安心學習、完成學業，並平等參與實習、交換、社團與多元人際網絡。教育的公平，不應只是「讓你進得來」，還應包括「讓你有條件留下來、學得好，並有尊嚴地規劃未來」。
能力取徑也提醒我們，尊嚴本身就是重要的社會條件。若一名學生每次申請補助都必須反覆證明自己足夠貧窮，在同儕面前隱藏家庭狀況，還要忍受「窮人就別讀大學」的嘲諷，即使制度最後提供了一筆錢，他仍未必真正享有與他人平等的教育能力。
階級歧視不只存在於留言區
網路言論之所以值得重視，不是因為社群平台特別邪惡，而是留言區將日常社會的價值放大給我們看。
在校園裡，階級差異可能表現為預設人人都能購買昂貴教材、參加聚餐、準備正式服裝，或無薪投入實習；在職場上，它可能表現為用學歷、工作方法和工具的熟悉度判斷能力，把勞力工作者當成可以任意使喚的人；在消費空間中，它可能表現為店員依穿著和年齡差別對待顧客；在政策討論中，它則可能化為「福利養懶人」、「窮人不該生小孩」等論述。
這些言語與行為看似零散，背後卻共享同一套信念：人的社會價值可以由收入、職業、學歷及消費能力排序；位於較低位置者必定具有某些缺陷，因此較不值得被尊重。
制度也可能複製同樣的歧視。複雜的補助程序、僵化的資格門檻、對家庭支持的過度假設，以及把所有照顧責任推回家庭的政策，都可能使弱勢者付出額外成本。當國家只承認戶籍資料裡的「家庭」，卻不看家庭成員是否實際提供支持；只計算所得，卻忽略債務、醫療和照顧支出，制度便可能在紙面上判定一個人「不夠窮」，生活中卻讓他無路可走。
這些問題不能靠要求個人「想開一點」解決。語言羞辱和制度排除彼此支撐：制度將人置於脆弱位置，社會再用羞辱告訴他，困境是他自己的錯；當公眾接受這種解釋，制度便更不必改變。
民主不只投票，還有如何看待陌生人
我們經常把民主素養理解為了解選舉制度、辨識假訊息或理性討論公共政策。這些固然重要，但民主還有更日常的基礎：我們是否把與自己處境不同的人，視為地位平等的公民。
一個人可以熟悉憲法、關心政治，卻同時認為窮人比較低等；可以高談自由與人權，卻在匿名帳號後嘲笑清寒學生；可以主張政府應傾聽民意，卻把弱勢者對制度的批評一律說成「魯蛇抱怨」。如果公共討論只承認有資源者的經驗，民主即使保留投票程序，也會失去平等的精神。
階級羞辱會直接傷害民主。首先，它迫使處境不利者噤聲。當談論學費壓力會被嘲笑「社底」，人們便可能隱藏困境，不再參與公共討論。其次，它破壞社會連帶。當每個人都相信別人的困境與自己無關，公共教育、住宅、醫療與社會安全網便容易被描述成對「不努力的人」不必要的施捨。最後，它使結構問題失去可見性。低薪、過高的居住成本與教育不平等，被簡化為個人選擇失敗，公共權力也因此免於被追問。
民主所需要的，不只是容許每個人說話，還要建立一個人們不因出身、所得和職業而失去發言資格的公共空間。尊重並不要求我們同意所有主張，而是要求我們先承認：對方的生活經驗值得理解，他的尊嚴不因帳戶餘額而減少。
深化民主素養，也意味著培養一種對自身位置的反思能力。當我們覺得某筆費用「明明不多」，是否願意停下來問：這個判斷建立在什麼生活條件上？當我們看見有人申請補助，是否先假定他想占便宜？當我們把「社底」當作笑話，笑點究竟來自什麼──是行為本身，還是貧窮者被認為天生低人一等？民主的成熟，往往就存在於這些停頓之中。
從制度改革到日常語言
要對抗階級歧視，不能只期待網民變得善良，也不能只靠政府發放補助。制度改革與文化改變必須同時發生。
在制度層次，政府與大學應更完整地評估就學的總成本，而非只盯著學費數字。獎助制度需要簡化程序、改善資訊可及性，並納入實際家庭支持、居住、醫療與照顧負擔。各校也應檢視無薪實習、昂貴教材、交換與社團活動是否形成隱形門檻，避免讓經濟差異一路轉化為履歷差異。
更根本地說，教育政策不應只把大學視為個人投資。高等教育培養的不只是私人市場中的競爭者，也是教師、護理師、工程師、社工、研究者及公民。當教育能提升整體社會的知識、照顧與民主品質，其成本便不應全數個人化，更不該讓家庭財富決定青年可以想像多遠的未來。
在校園與職場中，階級也應被納入平等教育與反歧視規範。台灣社會已逐漸學會辨識性別、族群和身心障礙歧視，卻仍常把階級羞辱視為無傷大雅。學校可以從課程、輔導、行政程序與活動設計著手，讓學生理解貧窮不是單純的個人失敗；媒體和社群平台也應更謹慎處理以困境身分為娛樂的內容，不讓流量機制持續獎勵最殘酷的嘲笑。
在常民生活裡，我們則可以從放棄幾種熟悉的說法開始：不要輕易說「才多少錢」、「沒錢就不要……」、「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不要把職業與人格畫上等號；不要在不知道他人生命經驗時，替他的困境編造一套懶惰故事。
這不代表所有個人選擇都不必負責，也不表示公共討論只能同情、不能批評。差別在於，我們應針對具體行為及其後果作出判斷，而不是以家庭背景、收入或職業概括一個人的價值。批評傷害他人的行為，和羞辱一整個階級，從來不是同一件事。
沒有人應靠貶低別人來證明自己成功
大學學費爭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揭露了台灣社會如何理解成功、失敗與人的價值。當一名學生說自己繳不起學費，我們可以追問高等教育如何籌資、補助是否有效、家庭責任如何分配，也可以討論個人選擇與制度限制之間的界線。但若我們第一時間只想嘲笑他的出身，便不是在捍衛責任，而是在以羞辱維護階級秩序。
一個公平的社會，並不保證每個人得到完全相同的結果；它至少應確保沒有人因為出身而被預先判定不值得，也不讓任何人因一時的經濟困境失去發展能力與參與公共生活的資格。它會承認努力的重要，也承認運氣、照顧、制度與共同合作對每項成就的貢獻；它讓成功者保持謙遜，讓失敗者仍能保有尊嚴。
我們需要的民主素養，正是這種從制度到生活的平等感。它不只出現在選票上，也出現在我們如何談論一張學費單、如何看待申請補助的人，以及是否願意拒絕拿「社底」當笑話。
社會真正的文明程度，不在於成功者能站得多高，而在於身處不利位置的人，是否仍被視為與所有人同樣值得尊重的公民。若台灣想成為更成熟的民主社會，就必須正視那些已被日常化的階級歧視：不只改革讓人陷入困境的制度，也改變使人因困境而蒙羞的語言。因為沒有人應靠貶低別人，來證明自己成功；也沒有人應先證明自己富有，才有資格被當作一個完整的人。
（作者為長年關注台灣階級議題的安置兒少權益保障 NGO 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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