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黨在《2026地方政見白皮書》中提出「照顧有價，親情無價，阿公阿嬤顧孫津貼」政策，主張以現金補助鼓勵祖父母協助照顧孫子女，並引導長者報考保母（現應稱為「居家托育人員」）或教保員證照，使其納入公共托育體系，在擴充照顧量能的同時，也成為銀髮就業產業的一環。
乍看之下，這是一項結合家庭互助、高齡就業與擴充托育量能的多重解方。然而，若從我國兒童照顧政策的歷史發展脈絡來看，便會發現這項政見與2012至2018年間的「親屬保母」補貼制度高度相似。而當年曾出現的制度扭曲與執行困境，值得今天再次審慎評估，並做為各政黨提出相關育兒政見的借鏡。
「爺奶津貼」填補制度空白，卻製造新的問題
政府對兒童照顧的支持，大致可歸納為3類工具：給錢（津貼或補助）、給時間（各類照顧假）與給服務（公共或準公共托育）。針對未滿2歲兒童的經濟支持，2018年以前台灣主要依「家長是否就業」區分補助資格：雙親就業並送托專業保母或托嬰中心者，可領取每月3,000元托育補助；若父母一方未就業自行照顧，則領取每月2,500元育兒津貼。
然而，現實中大量存在父母雙薪、卻由祖父母在家顧孫的照顧型態，這些家庭既未使用正式托育服務，所以不符托育補助資格；又不符合「父母一方在家照顧」的條件，無法請領育兒津貼，而形成育兒補助上的制度空白。
為此，當時的兒童局（現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便在托育補助架構下新設規定，只要祖父母接受訓練並取得保母資格，即可請領每月2,000元補助，俗稱「爺奶津貼」。透過受訓資格門檻設定，在財政有限的情況下，一方面讓部分祖父母顧孫的家庭獲得經濟支持，另一方面也寄望長輩取得保母證照後能進入托育市場，從而擴大托育服務能量。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制度運作的結果不僅與原初期待出現落差，更產生若干非預期的後果。
首先，許多祖父母參與訓練與取得證照的動機，是為了符合補助資格，而非實際投入對外托育服務；證照人數增加了，但真正進入公共照顧體系的人力並未同步成長，造成公共訓練資源的浪費。
其次，由於受訓名額有限，原本有意以托育為職涯發展者，反而在報名過程面臨排擠，部分縣市甚至出現加開自費班、漏夜排隊搶名額的現象。
再者，在原先3,000元托育補助和2,500育兒津貼的額度外，再增設2,000元的爺奶津貼，資格條件的複雜化不僅造成更高的審查行政成本，更額外增添另一層補助階層化的問題。
2018年8月行政院推動托育政策改革，鬆綁補助資格並提高金額，同時將判準由「家長是否就業」轉為「兒童的受照顧型態」，以家內或家外照顧做為區分補助的依據。這項調整簡化了制度，也終結了祖父母為符合補助門檻而大量報名保母訓練、卻未必投入托育市場的現象。
「爺奶津貼」的歷史，「顧孫津貼」學到了多少？
因此，當十多年前的「爺奶津貼」在今天以「顧孫津貼」之名重新浮上檯面時，問題就不在於政見名稱是否修飾得更溫情動人，也不只是表面上的政策牛肉卻隱含祖父母需要受訓才能獲取補助的隱藏條件，更在於政見規劃是否真正汲取過往經驗。
期待以照顧者津貼帶動銀髮就業，是否過於好高騖遠？若長者取得證照後仍僅照顧自家孫子女，如何擴充公共服務量能？若訓練資源再次因補助誘因而被大量占用，專業人力的培育是否又將受到影響？原本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是否會變成為了補助而導致祖父母必須受訓的家庭義務？這些疑問無涉價值之爭，而是從過往經驗必須正視的現實問題。
如前所述，兒童照顧的制度工具大致可分為給錢、給時間與給服務，不同手段的配置與組合，同時牽動國家、市場、家庭與志願部門之間的福利分工與責任分配；而在具體的政策規劃與制度設計之前，更蘊含著支持家內照顧、提升女性勞動參與、強化兒童發展投資、建構公共照顧體系、帶動托育產業發展等多重政策目標、價值立場與意識形態上的權衡與抉擇作為引導。這一方面凸顯兒童照顧乃牽涉甚廣的複雜制度工程，但另一方面，卻也意味著我們可以有更多元和創新思維，來突破既有的兒童照顧制度框架。
任何政策創新或制度優化的構想，都值得納入公共討論，因為公共辯論本身正是政策深化與制度進步的重要契機。然而，鑒往方能知來，在提出政見之前，若能對過往相似制度的實施結果進行檢視，不僅有助於制度精進，也避免重蹈覆轍。
（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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