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70歲了，雖然走得動，但每天都說沒力氣。要怎麼辦？」
「我媽洗腎5年，每週跑醫院3次，我工作都快辭了，可是巴氏量表分數又不夠⋯⋯」
「請問新制是真的嗎？我阿嬤90歲了，我可以不用再為巴氏量表焦慮了嗎？」
這些心力交瘁的求助，是台灣無數家庭在長照路上的真實寫照。
政府於2023年鬆綁外籍家庭看護工的聘僱資格，接著又預計在 2025年8月1日實施新制：年滿80歲，或75歲以上罹患特定重症者，將不再需要經過繁瑣的巴氏量表評估，即可直接申請外籍看護。這項政策的美意，是簡化流程，回應長久以來巴氏量表因僵化而無法反映真實照顧困境的批評。
當這扇門為更多人敞開時，它也可能悄然擠壓了原本就已擁擠的空間，讓真正的重症家庭陷入更深的困境。而我的家庭，也正經歷著這份煎熬。
我的外婆是一位中風失能的患者。3年前，我們迎來一位外籍看護，這是她第一次來台灣。我們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從教她如何替外婆翻身、拍背，到讓她熟悉外婆的作息與情緒，甚至教會她一些基本國台語，讓彼此能溝通。這3年來，她早已不是外人，而是我們家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然而，當政府宣布「80歲以上免巴氏量表」的新制時，我心中湧現的不是解脫，而是更深的恐懼。我擔心，我們這位好不容易磨合、培養出深厚信任的看護，會不會因為這項新制，選擇離職轉換到一個照顧責任更輕鬆的80歲長者家庭？這不僅是人力的流失，更是3年來我們所有心力與情感投資的歸零。
從「需求導向」到「資格導向」：誰將被新制排擠？
舊制的巴氏量表，其僵化的評分項目難以捕捉許多高齡者或癌症患者的「灰色地帶」照顧需求。這項新制的美意，本應是解決這一痛點。
然而，新制卻走上了另一個極端。當制度取消以「功能與照顧需求」為核心的評估，轉而以「年齡」與「病名」作為唯一通關密語時，照顧資源的分配邏輯也隨之改變：
誰能證明自己是80歲，誰就能優先申請。
而真正已臥床多年、需要高度醫療與生活照護的失能者，卻可能因人力排擠而等無人手。
「照顧」的定義，從「誰最需要」變成了「誰最符合簡單的行政標準」。這場從「放寬」開始的制度變革，實際上是一場悄然發生的「結構轉向」。
「搶工潮」不是恐嚇，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根據勞動部評估，新制上路可能新增超過10萬件申請案，而政府目標僅是將每年引進量增加至6萬人。在台灣外籍看護工的人力供應有限之下，這場政策放寬帶來的巨大申請浪潮，勢必造成短期內的極大擠壓。那麼，在這一場「搶人」大戰中，誰會被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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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障礙與失能者：臥床、癱瘓、末期漸凍人等需要高度專業照護的族群，其工作內容繁重。在仲介傾向處理「簡單案件」的商業考量下，這些「高負荷」的案家，反而可能變成「永遠等不到人」的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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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患者：他們需要的是全天候的監督與陪伴，以應對行為問題。但新制未針對認知障礙設防，讓生理機能尚佳的高齡者或癌症者優先佔用人力，形成新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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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弱勢家庭： 聘請外籍看護的費用龐大。新制讓「誰能負擔得起聘人」變得比「誰最需要照顧」更重要，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形成照顧的階級化。
「80歲以上免巴氏量表」配套措施：優先權，真是保障嗎？
勞動部與衛福部提出「六大配套措施」企圖為新制保駕護航，但這份口號是「輕重分流，重症優先」的配套，仔細檢視，我們不禁要問：
優先權，真的能保障最弱勢的家庭嗎？配套措施的核心是賦予重症家庭「優先承接權」，然而，外籍看護工有選擇雇主的權利。當市場上輕症家庭申請量暴增，看護工很可能會「棄重擇輕」。即使擁有14天的優先權，若找不到人，這項權利將形同虛設，重症家庭將陷入更長的等待空窗期。
「空窗期」的長照替代方案，是杯水車薪？ 政府擴編預算，希望透過長照2.0的喘息服務來填補空窗期。但長照服務的時數與功能，與一名24小時住家的家庭看護工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模式。對於重度失能者來說，仰賴零碎的長照服務，對許多家庭而言只是杯水車薪。
增量與審查，能否跟上爆炸性的需求？ 政府承諾增加移工量能，並增補審查人力。然而，新法案可能將新增超過10萬件的申請案，而政府目標僅是每年增加6萬人。這之間的巨大缺口，將導致整體媒合等待時間拉長，重症家庭的「優先」將被淹沒在龐大的案件量中。
長照體系的隱憂：從公共服務走向市場雇傭
最令人擔憂的，不只是人力的排擠，更是制度價值觀的根本轉向。新制彷彿在對社會傳達一個強烈的暗示：面對照顧困境，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己想辦法」，花錢去市場上聘請一對一的家庭幫手。
這等於是政府將長照的責任，從社會公共服務體系，悄悄地推回給單一家庭。當照顧變成一種「消費」，家庭的經濟能力成了決定照顧品質的唯一標準。這會加劇社會的不平等，也讓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的家庭，被迫在照顧的深淵中獨自掙扎。
我們不能只追求制度「更方便」，而不問：「它是否更公平？」因為最應該被照顧的，不應該是誰跑得快、誰會申請、誰夠老，而是誰真正需要那雙溫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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