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奇怪的文化重構：一邊說自己在創造，另一邊卻瘋狂地模仿。生成式AI輕易地產生以「看起來像」為前提的視覺表象，卻遮蔽了我們對自身作為觀看者與被觀看的歷史位置的感知。當生成式圖像只提供風格模仿的選項，而不允許對其來源與脈絡質疑時，我們的文化位置便被重寫為一種可下載、可套用、無需記憶的模板化存在。當吉卜力風成為一種萬用濾鏡，無所不包、無所不轉化，從自拍、寵物到戰爭宣傳照都能被加工得和平又可愛，我們所見的不只是圖像，而是一種被預設的觀看方式──它不問立場，只要風格；它也不要求記憶歷史，只提供轉化效果。
「吉卜力」現在被貼在數百萬張生成式AI圖片指令上，成為一種風格標籤：辨識度高、操作簡單、好看易用。但它早已不是那個源自戰後日本、承載創傷與反思的創作語言，而是一套可以快速丟進生成器的樣板系統。這種文化操作剝離了意義，只留下可流通的皮囊。真正需要被揭穿的是我們以為還在思考，其實只是參與了一場去歷史化的幻象生產。
生成的不是圖像，是去歷史化的幻象
「吉卜力風」近期在生成式AI技術的推波助瀾下，成為一種全民可參與的視覺模板。大量圖像以「吉卜力風」重新建構人物、風景與敘事，迅速轉化為社群媒體上的迷因、濾鏡與自我品牌形象。這股風潮表面上是技術民主化的結果：人人都能創造、參與、分享。然而，若仔細審視這些圖像如何被生產、被理解、被使用，便可發現：這些所謂「致敬」其實並非創造性轉譯，而是對吉卜力視覺語彙的符號剝奪與意義清空。
AI不是在模仿吉卜力，而是在進行一場技術導向的文化標本採集：擷取色彩、構圖與線條等可量化的形式殘骸，卻剝離了作品中關於反戰、自然倫理與童年創傷的情感與政治厚度。這是一種「形式的再製」取代「精神的延續」的過程──這種被高度去情境化的視覺文法，是當代資本主義視覺文化的典型策略，簡化為一套可複製、可轉發、可插入任何內容的視覺風格化過程。當文化再現變成可任意移植的「符號拼貼」，原初的歷史位置與政治訴求就被拋諸腦後，轉而服務於消費體制中的商品循環與情感投射。在AI的運作下，吉卜力的世界觀被消解為一種中性的「濾鏡效果」，得以包裹任何主題、任何用途，無需回應其原生脈絡。
極右運動對AI圖像的迷戀來自其「無需勞動者、無需倫理」的特性──它們不再需要創作者的存在，也不需要承擔作品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只需一段指令，即可產出一張符合視覺慾望的圖像。對這些政治與資本主體而言，AI最吸引人的地方正在於它的去人化、去倫理化，能直接繞過創作的過程與批判的可能。這些圖像不再溝通，而是佔據視野；不再挑戰，而是吞沒現實。AI所生成的不是圖像本身，而是一種「可用來遮蔽歷史與現場」的幻象模組。
We thought we’d also hop on the Ghibli trend. pic.twitter.com/fdmUfn3o4o
— Israel Defense Forces (@IDF) March 30, 2025
從風格到統治：戰爭圖像的審美武裝與正義的廉價化
當以色列國防軍在社群平台上發布「吉卜力風」的軍事圖像時，這不是迷因創意，也不是戰爭語言的幽默化，而是一場高度計算過的視覺操控行動。士兵與戰機被動畫化、柔焦化、童趣化，不再是現實中的武器與壓迫，而像是誤入動畫世界的角色。這樣的圖像不只是風格選擇，而是一種視覺去敵化工程：用看起來無害的語言處理無法接受的現實。
這不是偶然。這些圖像展現了一種熟練的圖像政治手段──將原本有歷史、有立場的視覺語彙，抽離其倫理核心，只留下「可辨識、可流通、可消費」的格式。當吉卜力風成為全球共識的視覺語法，它就能像制服一樣被不同政權套上，粉飾壓迫、遮蔽暴力，甚至讓一場屠殺看起來像是一段卡通冒險。這正是Watkins所說的：「右派之所以愛上AI圖像，是因為它們醜、空洞，且能讓強者以視覺手段羞辱弱者。」
在這種審美化的敘事裡，圖像不再需要說明與辯解，它只需要「被看見」就能發揮政治效果。白宮日前發布的一張ICE拘捕女性移民的吉卜力風圖像，正是一個例子：落淚的臉被轉譯為溫柔筆觸，警察的手銬動作變得像動畫情節，暴力不再令人不安，而是變成一種社群友善的表演。這不是資訊傳遞，而是將壓迫包裝成視覺娛樂的演算法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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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hite House (@WhiteHouse) March 27, 2025
而這樣的圖像操作背後，是平台邏輯與國家話語的共構：生成工具、社群規則與視覺偏好一起作用，產出一種「無害化暴力語法」，讓正義與民主的語彙在風格裡被廉價化，變成一種可下載、可再製的「格式」。圖像變成語言的替代品，美學變成治理的技術。
這種結合了AI工具與極右政治需求的「美學機器」，正在加速吞噬圖像的歷史責任與倫理內涵，也模糊了我們辨識與批判的能力。當觀看本身成為幻象的進口管道，我們是否還能意識到：這些圖像之所以能「沒那麼難看」，正是因為它們被設計成「無需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看起來和平又可愛」的圖像操作，其實也和極右視覺政治的傾向產生了微妙共振。正如Gareth Watkins所指出的，當代極右勢力對AI生成圖像的迷戀，並不來自於它們的藝術性，而是來自於它們的「非人性」與廉價化：它們不需要創作者，不需討論倫理，只需一段指令，就能產製無數個「看起來像什麼」的視覺樣本。這種圖像的本質不是為了溝通，而是為了霸佔視野──以廉價的複製洪流，掩蓋真實的歷史與倫理困境。對某些政治勢力而言，AI 最吸引人的地方，正是它無需與「有意識、有倫理感」的藝術家共事；它就是一套高度服從、無限量產的視覺宣傳機器。
「可愛政治」的冷酷本質：戰爭圖像的審美武裝與正義的廉價化
當以色列軍方與美國白宮將軍事暴力與排外政策套上吉卜力風格的外衣，我們不只是看到一場風格誤用，而是目睹了AI被國家機器徹底武器化的瞬間。這些圖像早已不是傳統宣傳海報那樣明確指向敵人，而是進入一種新的、極右審美的混種形式：將權力暴力以柔化語法包裝，將壓迫與羞辱加工成「可以分享的內容」。這種AI美學不再是人類創造力的延伸，而是「為了取代人類」而存在的視覺樣板，去除歷史、倫理與作者性，並將圖像作為純粹的命令輸出與控制展示。這些圖像之所以令人不安，不只是因為它們「醜」或「突兀」，而是因為它們太能無障礙地進入演算法邏輯──不問倫理，只有曝光。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一種非常熟練的圖像語言操作術：把原本有歷史、有立場、有抵抗性的文化風格，抽掉它的骨頭，只留下皮──然後讓任何權力都能套上，當成自己的表演服裝。吉卜力風本來是有反戰、有倫理重量的，但當它被拆解成一套動畫筆觸和懷舊色彩，就變成誰都能用、用來包裝任何訊息的政治濾鏡。你可以是軍隊、是國家、是排外的政客，只要貼上這個風格，就能讓佔領看起來「富有想像力」、讓壓迫者變成會做圖的人，甚至讓一場屠殺，看起來像一場卡通冒險。「可愛」不再只是風格，而是一種情感麻痺劑：它冷卻同情，轉移注意，消解批判，使原本不被允許的暴力行為成為一場風格演出。
這種審美化的再敘事，讓圖像成為戰爭合法性的文化介面。在生成式AI的幫助下，圖像不再承載證據，而成為可操控的說服語言：佔領可以有柔焦，暴力可以配插畫，壓迫可以有社群互動。這不只是圖像的再製，而是一場由平台資本與國家機器共謀的文化重編行動。在這背後，是以美國為主的技術霸權結構──它透過生成工具、平台規則與社群擴散節奏，提供了讓這種「無害化暴力敘事」能順利流通的基礎設施。正義與民主的詞彙，也因此被套進這樣的圖像敘事邏輯中，被廉價化為一種可下載、可上傳、可互動的視覺風格。
美國白宮最近發布的一張圖像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一名落淚的無證移民被ICE拘捕，白宮不僅公開她的真實照片，還以一張吉卜力動畫風格的圖像重新詮釋這場逮捕，讓原本帶有羞辱性與權力暴力的場景，變成了一張可分享的視覺內容。這不只是殘酷的操作，更是一種把國家暴力轉換為「社群行銷內容」的表演策略。
"WE DO NOT ASK PERMISSION FROM FAR-LEFT DEMOCRATS before we deport illegal immigrants." –@VP JD Vance pic.twitter.com/BSZLELAR3K
— The White House (@WhiteHouse) April 6, 2025
另外一張將極右政治語言包裹進吉卜力風格的動畫文法裡，是一種極為精密的視覺操作。畫面中，JD Vance以動畫風呈現強硬表態：「我們不會徵求極左派民主黨的同意才驅逐非法移民」──這句話原本在新聞上可能會引起爭議與政治對立，但當它以一種「動漫主角般的形象」搭配可愛柔化的筆觸出現時，語言的暴力被視覺包裝稀釋了，反而變成一種「英雄式發言」、「挺身而出」的正義敘事。這不是單純的視覺風格選擇，而是一種感知治理：利用動畫文法降低政治語言的攻擊性與衝突性，將排外論述重新上架為可愛、熟悉、可接受的媒體內容。
更重要的是：這不是一張迷因圖，而是一張經過國家機器與技術平台共同完成的政治包裝圖像。當這種圖像以「可分享的社群貼文」形式出現，它進入了演算法的邏輯：可傳播、可互動、可接受。圖像不再是爭議，而是「風格選項」。政治語言不再需要辯護，而只需生成一張圖。這正是當代圖像政治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它不需要說服你，只要讓你覺得它「還好吧」、「看起來沒那麼嚴重」。它讓排外政策穿上一層動畫濾鏡，讓壓迫性的治理語言變得像是節目開場白、或主角的正義宣言。
而我們要問的，不是這張圖有沒有違反美學，而是：為什麼現在的政治要靠動畫語言來進行傳播？為什麼這些權力主體要靠套用吉卜力的溫柔筆觸，來說出最不溫柔的事？
主體性？還是被預設好的參與劇本？
當成千上萬的使用者在社群平台上將自拍轉換成「吉卜力風」角色，讓貓狗變成動畫明星，或用AI生成自己版本的吉卜力風格，這些行動的確有其樂趣──它們看起來像參與，也像創造，是個人化、民主化、去技術門檻的文化實踐形式。
例如，有人將童年黑白照片轉化為吉卜力風格，以熟悉的筆觸重繪記憶中的自我，喚起的是一種溫柔的回望與個人敘事。在這類使用中，「吉卜力風」並非壓迫性的視覺標籤，而是一種具情感厚度的視覺翻譯，是人們與記憶之間的再次連結。這些影像未必帶有政治訴求，卻展現了一種主體性書寫的可能──用動畫風格編織個人的生命碎片，將自我放進一種熟悉的視覺文法中重構。這樣的參與不是沒有意義，它往往牽動著人們對過往流行文化的情感記憶，喚起共同經歷過的視覺感受與文化氛圍。某種程度上，我們也看到迷因成為了情感的再創造工具，是一種人們在當代資訊過剩中重新抓取記憶與身分的方式。
但我們也不能忽略這種創造的自由是如何被平台設計出來的？我們的選擇是如何在一套已被演算法預設的美學範圍內被框住的？我們能夠選擇「哪一種吉卜力風」、哪一種臉型、光影與構圖，但無法偏離「看起來合理又好看」的視覺敘事；我們可以自由生成，但總得服從於「平台友善」與「社群易於傳播」的審美標準。
我們在創作的同時，也在為平台不斷提供訓練資料、擴充風格資源與再商品化的圖像樣板。這些看似自由的創作，實際上是平台經濟結構中被預設好的文化勞動形式──創造變成供應鏈的一環，個人情感也可能被壓縮進可傳播、可互動、可轉化為流量的視覺格式當中。平台演算法與界面設計提供了有限的選項，而我們的選擇與創造就在這些預設的邊界內完成。
然而，即便在這樣被編排的視覺環境中，使用者仍展現出不容忽視的主體能動性，尤其是那些來自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實踐。從自拍轉化為動畫角色、將寵物打扮成幻想世界的主角、或將童年舊照生成吉卜力風格的溫柔重現，這些行動也許不具備顛覆性，卻傳達了對於個人記憶、身份與關係的重新想像與情感連結。它們不只是玩樂，也可能是自我療癒的過程，是一種藉由熟悉風格重建敘事與連結的方式。有時，這種創作甚至出現在社群學習的場域中──例如參與藍染或手作課程後，以吉卜力風格圖像記錄當下經驗，作為溫柔的社群標記與回憶載體。
這些操作可能無法鬆動平台的治理邏輯，但它們留下了微小而真實的主體痕跡，是在被預設的格式中努力擠出空間的實踐痕跡。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應該拒絕這些風格，而是：當我們參與時，是否能意識到這些圖像背後的結構條件？是否能一邊享受其趣味與親切感，一邊也保持辨識與反思的敏感度？當我們用吉卜力風格說故事時，我們是否還能看見，這些風格如何同時成為連結的語言與治理的工具？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應該看見某些逆向的圖像實踐──有人開始用同樣的吉卜力文法，反過來指出現實的殘酷：那些本該「可愛無害」的圖像，被用來呈現軍人持槍對準平民、戰火中的小孩、無法逃離的驚恐神情。這樣的「反吉卜力化」操作，不是為了再生產溫柔幻象，而是為了強化圖像的不適感、衝突感，讓本來應該療癒的語言，變成一種令人難以忽視的控訴。這不是創意裝飾，而是一次視覺語言的解構行動：用平台熟悉的美學文法，說出平台不想處理的現實。
正如許多批評所指出的，「吉卜力化」最具爭議的地方，不在於它好不好看，而在於它如何將國家暴力、羞辱與排外，包裹進一層懷舊而柔和的濾鏡裡，讓觀看變得無害、甚至可愛。
但這種濾鏡文法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當它被反轉使用時，它也能成為揭露與抵抗的視覺策略。這些圖像所提醒我們的，是一個更具批判性的問題：當我們的參與被平台建構為消費性的、資料化的、可擴散的，我們的創造力是否也同時成為了創新與自我剝削的結合？我們是否有辦法，讓某些看似參與的操作，不只停留在裝飾與傳播，而是能說出平台不願聽見的話？
我們應該重新追問：當創造被轉化為無限重複的格式化行為，當濾鏡不只是工具而是一種治理方式，我們還剩下什麼可以想像與反思的空間？AI美學最深層的政治作用，就是讓「觀看本身失去意義」，讓我們沉浸在無止盡的圖像洪水中，失去對歷史、對倫理、對他人受苦的知覺能力。而這正是我們今日面對AI圖像時最危險的處境：我們不再知道什麼是圖像的暴力，因為暴力本身也被風格化為可愛、合理、正常。
（作者蔡蕙如為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林玉鵬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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